1949年12月下旬，细雨打在桂林城头，新插上的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38军军长李天佑把马拴在城墙脚下，转身却没走向指挥部，而是向北踏上了去界首的公路。这条路，他十五年前也走过，只不过那时他是被三十万桂、湘、粤军团团围住的红五师师长，如今却成了解放军“西进广西”战役的锋镝。
没有副官敢拦他。参谋长小声嘀咕：“司令员这是去看旧战场吧？”士兵们只远远跟着，不敢开口。天色灰沉，公路两侧的枯草里，偶尔可见散落的破枪支和遗弃的白崇禧部队军装。三天前，四野和二野四兵团三路突入桂北，桂林、柳州相继易手，白崇禧已然难逃合围。
李天佑却心事重重。界首距离桂林不过百余里，1934年11月的血战就在那一带爆发。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关——湘江阻击战，多半打在这里的山头、河滩。那一仗，红五师几乎打光，三个营长牺牲两个，团级干部十余人倒在冲锋线上。李天佑从那以后，睡梦中常听到机枪声，常梦见满地冻得发黑的血迹。
战史里，湘江阻击战的数字冰冷：仅五天，中央红军三万余人牺牲；红五师三千余人撤出时仅剩千人。可这些数字在李天佑心里有温度、有名字。十四团的黄冕昌、十五团的白志文、罗元发，还有参谋长胡浚……一个个面孔，他在暗夜里都能点到。
“当年的小李，如今打回来了。”解放区南下干部在临时指挥所里悄声感慨。其实李天佑才三十八岁，比不少将领年轻得多，却已是华南战场最老练的虎将之一。十年抗战，他打过平型关，守过晋西北；解放战争又连克丹东、辽阳、长沙。此刻，他心里想的不是胜利，而是那些长眠的战友。
三路大军的合围，从数字上看是“教科书式”：西路38、39军沿桂黄公路斩断贵州口；南路二野四兵团在北海、合浦一线堵海南退路；中路12兵团40、41、45军向柳州、南宁推进，形成锤击。11月30日桂林解放，12月4日柳州失守，白崇禧集团主力被压缩到黔桂交界数百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可在李天佑眼里，这些地图上的箭头远不及“界首”二字沉重。
杜启远在武汉养伤，得到李天佑“去界首看了一趟”的电报时心里一紧。她后来回忆：“那晚他只说了一句‘几个主要干部都没了’，然后再没提别的，连饭都没动几口。”夫妻多年，她知道这是触到了他最深的痛。
时间往前拨回1934年。那时的李天佑是红五师师长，属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湘江以东，何健、薛岳、白崇禧三路合击，兵力近三十万。白崇禧与蒋介石各怀心思，他奉行“击尾不击头”，把防区挪出缺口，以免中央军借机踏入广西。可“左”倾路线导致红军迁移迟缓，缺口被湘军重新堵上，红军只能在灌阳、界首摆开阻击。中革军委命令下达给李天佑：死守三至四天，保障中央机关渡江。
新圩阵地碎石成灰。缺弹少粮的红五师采用放近射击、短兵相接的办法，硬顶住了桂军44师与24师轮番冲击。28日凌晨，红军干部喊到摘嗓子，桂军撂下一地抗拒的尸体；29日午后，敌机投弹四次，连树根都翻出来。30日下午四点，李天佑接到“中央纵队全部安全”的手令，他带残部撤向湘江西岸。身后火光映红半边天，那是没来得及掩埋的兄弟与烧毁的枪榴弹库在燃烧。
相比那段血火，1949年的胜利显得轻捷。白崇禧被迫向黔桂山区溃退，38军在柳江之畔截住了其直属新编第七师的退路。短促的巷战之后，广西腹地大门洞开。12月11日，南宁解放；12月14日，白崇禧飞缅甸；21日零时，四野前锋部队踏入凭祥，广西战役宣告结束。
有意思的是，曾在电话里催夏威“尽快拔掉新圩钉子”的白崇禧，临逃前留下“广西人不打广西人”的口号，却无济于事。他不知道，这句话当年也喊过，只是再也没人理会。
界首旧战场安静得出奇。李天佑蹲在湘江岸边，手里捧起一把湿沙，沙里混着弹片，锈迹斑斑。他没流泪，军装也未脱，却像站在无形的灵前，默哀了许久。随行警卫轻声劝道：“司令员，天冷，河风硬，咱们回去吧。”李天佑嗯了一声，放下沙子，整了整搭在肩头的雨披。那一刻，他的背影看不出战将锋芒，倒像个归乡的游子。
1949年年底，38军继续向南推进，进入越南边境一线。广西人民夹道送行，唱着山歌，递上糯米饭团。老乡们说，他们没忘记十五年前那些穿着红衣、脚上打草鞋的青年，没忘记江边的枪声。有人问那位高大的军长：“当年要是再坚持半天，中央红军是不是就全军覆没了？”李天佑摇头：“半天守不守得住，都有人得倒下。可只要党中央过了江，牺牲就值。”
1965年，军事科学院整理湘江战役资料，统计光新圩阻击一天半之内，桂军投入兵力七个团，伤亡四千余；红五师阵亡、失踪两千一百五十一人，占师人数近三分之二。有学者推断，这一耽搁，为中央纵队争取了十八小时安全距离。十八小时，看似短，却改变了整个长征的走向，也间接改变了两代人的命运。
很多年后，一位老同学问杜启远：“李天佑为什么不写详细回忆？那可是大功呀。”杜启远答得平淡：“那些牺牲的战友不在了，写出来对他们也没法交代。”
广西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年，38军在广东乐昌完成整训，随即移防东北边境。李天佑把写有“界首”两字的作战日志页折了角，塞进行军箱最底层，再没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