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夏初，西南山岭云雾翻涌，机场跑道上两架米—17正在做最后检查。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张太恒和副司令员张德福各自登机前，张德福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老张，咱俩比比谁先把情况摸清。”张太恒朝他挥手：“可别抢功劳，安全第一。”谁也没料到，这是两位老战友最后一次对话。
直升机编队腾空二十分钟后，山谷回响起闷雷般的爆炸声。尾机陡然失速，冲向陡峭山壁。张太恒隔着舷窗看到火光，他的心猛地一沉，迅速命令飞行员返航并通过无线电呼叫附近哨所，请求搜救。四个小时后，救援分队才在密林深处找到残骸，机上人员全部牺牲。噩耗传到昆明，军区上下震动；很快，中央军委派出联合调查组，追查事故原因。
张太恒上任才十个月，失事发生在日常巡察途中，本不该由他负全责。然而部队历来强调“首长带头负责”，调查结论认定飞行线路审批与气象评估环节有疏漏，张太恒作为军区“一把手”难辞其咎。免职令下达那天，他只说了两个字：“应该。”随后递交数千字检讨。此举在当时军内外引发强烈震动，一些老部下私下替他鸣不平，他却没多辩解。
很多人容易忽略的是，走到这一职务需要怎样的资历。张太恒1931年生于山东郓城，家境普通，十四岁就钻进八路军队伍做交通员。抗战结束时，他已能熟练在枪声中穿行，给部队带路、传递情报。解放战争爆发，他所在的胶东分区部队并入华东野战军，他跟着大部队一路南下，孟良崮、淮海、渡江作战，几乎场场没落。一次在围歼杜聿明的战斗中，他被两发流弹击中，坐骨神经擦伤，仍死死扛着电台坚持联络，直到被抬下火线。
20岁那年，他已是副连长，被战友戏称“娃娃军官”。新中国成立后，部队里看中这位肯学肯练的小山东汉子，把他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三年后回到野战部队，他先当参谋，再升营长、团长。书卷气与火药味兼备的指挥员在当时并不多见，张太恒便成了“能打仗、懂指挥”的代表人物。
进入八十年代，对越边境作战把他推到更高舞台。1984年，他以副军长身份来到老山前线，自行测绘地形，连夜制定“分割穿插、步炮协同”的方案。山野夜雨，他干脆把指挥所搬到前沿暗堡，和战士们一起挖战壕。有人提醒他多留神弹片，他摆摆手：“年轻时候九条命都没死成，现在更不能怂。”一年多里，他指挥数十次反袭扰战斗，归纳出“山顶三结合”“火力梯次轮击”等打法，被军内广泛推介。1988年，授衔仪式上，他摘下帽子敬礼，肩章上的两杠四星在灯光下尤为醒目。
老山撤下后，他奉调成都军区，肩负整编、轮换、戍边多重任务。西南高原地形复杂、部队分散，空中机动侦巡本是一项常态工作，却因那次坠机事故，让所有人意识到程序管理比血性更重要。张太恒度过短暂的“停职冷板凳”时期，被调至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很多人以为他从此沉寂，他却在江南练兵场上埋头苦干，主抓合同战术演习，推动装甲旅“合成化”改编。南京军区那几年的战备考评多次全军领先，他的名字重新回到晋升名单。
1993年深秋，华东某海训现场，炮火映红海面。张太恒在指控台上紧盯雷达光标，忽闻身后军委首长低声说：“老张，这回干得不错。”不久，他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再次扛起指挥大旗。面对黄河以北复杂多样的作战环境，他主张“以快制快”，强调防空与机动作战并重。199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他正式晋升上将。这一年，他六十三岁。
外界常把他的经历看作大起大落，其实在军营内部，这正是铁律的体现——荣誉与责任并存，出错必担。张太恒后来对学员讲课时提到那次直升机事故：“我不是因祸得福，我是先对不起他们，然后拿余生偿这笔债。”言语平静，没有半点自怜。
1996年，张太恒主动请求退到二线，转任军委军事委员会战略咨询成员，专攻山地作战、联合火力应用。他参与撰写的《高原山地机动防御若干问题》成为多所军校的教材。有人评价，这套研究填补了西南高海拔地区合成军指挥的空白。
2005年1月，74岁的张太恒在北京逝世。追悼会没有过多仪式，他的遗体告别式只用了二十分钟，家属把骨灰撒在故乡小清河畔。老部下自发立了一块小碑，碑上刻着一句他生前常挂在嘴边的告诫：“打胜仗之前，先把安全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