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19日清晨，北京电影洗印厂的放映室灯光暗下，35毫米胶片呼啸着穿过放映机。银幕上，十几位工人、摄影师、剪辑员屏气凝神——夜里一直拷贝的《东方红》样片终于要亮相。机器嗡鸣声里，周恩来摘下眼镜，对身旁的谢晋小声说了一句：“今天先把片尾音乐放大一点，镜头不要急着裁。”简单一句，却像定海神针，让连轴转的工作人员瞬间安心。不到一年时间，舞台上那部3000人同台的大型史诗被浓缩进三小时胶片；更早的源头，还要追溯到1964年盛夏。
1964年7月13日，周恩来和陈毅在上海文化广场看完《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后，趁夜色回到下榻处，两人边走边讨论。陈毅抖着扇子开玩笑：“老周，你不会又想折腾什么大戏吧？”周恩来止步，笑得爽朗：“不折腾怎么行？十五周年国庆，得拿出一部全景史诗，给全国、也给世界一个响亮的注解。”这番话在上海夜空里回荡，第二天就传到北京，紧接着一个跨部门的临时指挥部在西花厅成立。距离国庆节只剩两个多月，几乎每个人私下都说“不可能”，但没人敢在周恩来面前轻言放弃。
排练地点设在总政礼堂，室温逼近四十度。演员们顶着灯光汗流浃背，后台却不断传来新指示：歌词改韵脚，舞蹈换队形，念白再紧凑一点。周恩来每天深夜批完文件仍会赶到排练厅，最多时一天连提十几个修改建议。他常说：“你们放心大胆唱跳，历史细节由我兜底。”一句戏言，却让年轻演员记了一辈子。
史实与艺术怎样平衡？“长征”一场是焦点。有创作人员想偷懒，用一段旁白带过遵义会议。周恩来摇头：“历史上那一拐弯，决定了后面二万五千里。舞台上如果含糊，观众就看不懂共产党为什么能走出来。”最终，会场被整体搬上舞台，一声“同志们，请坐”，台下掌声如雷。为避免只突出中央红军，他要求再现二方面军“过彝区”、四方面军“过草地”，并特别叮嘱：“红四方面军被张国焘利用，可士兵们没错，别寒了他们的心。”这话无声却分量极重，没人再提删减。
关于南昌起义，原本有整场戏。编导们私下认定必演，毕竟那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篇。但几次合成排练后，周恩来突然提议删除，理由是“南昌起义虽意义重大，但未能保存革命火种；秋收起义更能表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众人惊讶，禀报毛主席，得到理解。后来有老演员回忆：“总理从不把镁光灯对准自己，这才最动人。”
9月下旬，彩排进入冲刺。周恩来专门召集人民大会堂及中央警卫局，要求在东大厅拆掉门框，推平台阶，方便三千人的转场和布景。10月2日晚，《东方红》首演。灯光暗灭，女声清唱“太阳出来照四方”的前奏一响，观众席出现短暂的静默，紧接着热烈掌声连绵不绝。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坐在第一排，老人家们时而拍手，时而俯身交谈。演出结束，掌声持续了七分多钟，这在人民大会堂史上罕见。
成功的光环掩盖不了一个问题：现场只能容纳几千人，全国十几亿双眼睛看不到怎么办？那几天夜里，周恩来列了一份“电影化”粗案，他看得很远——若将舞台搬上银幕，不但能让亿万观众共赏，也可永久保存珍贵影像。再说，友好国家代表团每每提起这台戏，怎能让他们仅靠口口相传想象？
12月上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灯光闪烁，数十位导演、摄影、美术、舞美、作曲齐聚一堂。会议开场没多久，江青站起发言：“《东方红》没有贯穿线。形式单调，舞蹈也不过小孩儿捉迷藏。”坐在正中的周恩来放下茶杯，没有立刻回应，只是低头翻着方案。半晌，他抬头说：“缺什么，我们补；薄弱处，我们加强。拍成电影，形式正好可以丰富。总之，怕难咱就什么都别干了。”一句“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就一定把它背好。”让会场安静下来。会后，他亲自点将：谢晋、陈怀皑、松山树子、王家乙等人组成导演组；八一厂、北影、上影、长影分头调集器材人马。
影片的“再创作”不是简单实录。镜头语言、布景尺度、舞台调度全盘推翻重来。以“日出东方”序曲为例，舞台上是灯光加雪花机，镜头里则换成黎明时分天边第一缕红霞，实拍与布景结合。为呈现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删掉的史料被部分化作旁白，在隆隆鼓声中叠印枪火、旌旗与稻田镜头，既呼应历史，也压缩时长。
拍摄周期被限定在九个月。时间短、人手却多，北影厂每天三班倒，大灯射得场地像白昼。有人担心后勤跟不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总后勤部：“一切按作战标准供应，忙完这仗再算账。”几小时后，三辆军用卡车送来伙食、灯具、电缆。摄制组感慨：“这是打仗的节奏。”
技术难题接踵而来。彩色立体声拍摄在当时几乎是空白，设备短缺，人员生疏。北影师傅干脆带着车床、铣床进棚，现场改造摄影轨道。为了镜头稳，木工把旧枕木锯成楔子垫脚；为了还原“金沙水拍云崖暖”，美术组在郊区挖来五十车黄沙。有人深夜调试镝灯时嘟囔：“这就是打仗啊，不过炸响的是镁光灯。”几句牢骚飘到周恩来耳朵里，他拍拍对方肩膀：“炸得好，亮才看得见人。”
拍摄进入尾声，江青又提出删减“解放台湾”一场。理由是“形式落后，不符合革命浪潮”。导演组一头雾水，无从改。周恩来直接拍板：“按原方案拍，这段不能少。”冲突就此平息。有人私下议论：“总理心里有杆秤，谁也撼不动。”
1965年9月18日晚上，最后一场“胜利进行曲”收工。夜里十一点，剧组直奔洗印厂连夜冲印样片。周恩来守到凌晨，看完所有镜头才离开。他给放映员留下一句话：“劳苦功高的胶片工人也要署名，别落下任何人。”
国庆前夕，《东方红》电影在人民大会堂作专场内映，随后全国公映。短短数周，延安窑洞、川西集市、东北林场的简易幕布前坐满观众。许多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兵红着眼眶站起敬礼，哑着嗓子跟着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各地观众来信纷至沓来，“银幕上的长征像就在脚下走过”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句子。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也让世界第一次通过大银幕窥见中国革命的宏阔画卷。埃及导演优素福·夏因在开罗观摩后感慨：“中国人把国家史诗与人民合唱结合得如此壮阔，我们得向他们学习。”联邦德国一家报纸援引周恩来的话作标题——“这是一部人民自己导演的电影”。
多年后，作曲家时乐濛回顾那段岁月时说，最难忘的不是通宵改谱，而是每当大家熬到凌晨，忽听木门吱呀一声，周恩来端杯热茶走进来：“休息一会儿，不着急。”一群二十出头的青年被最高行政长官这样惦记，谁还舍得喊累？
影片完成后，周恩来并未就此止步。在他的推动下，一万多卷幕后素材被精心保存，成为此后研究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与文艺史的重要档案。如今，那些珍贵的底片仍静静躺在国家影像资料馆的恒温库房，记录着1964、1965这两年里无数人的心血与汗水。
对许多普通观众而言，《东方红》是一场震撼人心的视听盛宴；对亲历者来说，它更像一次没有硝烟的大会战。3000人的群舞背后，是几十个剧种、上百名编导、近万套服装、无数个不眠之夜，以及一位总理常年养成的雷厉风行与民主作风。正是在这种凝聚力下，才有了“东方红照遍全球银幕”的盛况。
当年放映室的灯光再度亮起时，胶片已收卷完毕。周恩来合上记满批注的剧本，轻声道：“可以送去审定了。”他起身握住每个人的手，目光掠过通宵未眠的面庞，神色里却没有表演谢幕后的疲惫，更多的是笃定与欣慰。人群渐渐散去，走廊的长灯映出他略显消瘦的背影，步伐依旧稳健——这场大戏，他用行动给出了答案：电影，必须得拍，而且要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