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鸭绿江两岸被北风刮得发白，志愿军战俘营外却传来拍球声——几个美军俘虏正和守营班长互相传球。一个中士气喘吁吁地停下，用生硬的中文喊：“再来一局！”那一幕被前线随军记者拍下，照片后来意外流入莫斯科，却也为数月后的“杀俘”传闻埋下伏笔。
朝鲜战场进入拉锯阶段后，彭德怀在1952年4月奉命回京体检，顺带主持军委日常事务。当时美国频频借原子弹恫吓，毛主席决定抓住一切机会摸清核秘密。于是九月初，彭德怀携粟裕、陈赓等人启程赴苏，名义上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实际肩负两桩任务：一是探核，二是稳盟友。
代表团列车驶过贝加尔湖时，师哲悄声提醒：“有人把前线照片与少数伤亡名单对照，硬说我们杀俘。”彭德怀只是点了根烟，没回答。同行的陈赓听了冷笑：“造谣生事，不值一驳。”
到莫斯科后，中朝代表团受到高规格接待。斯大林的欢迎宴持续到深夜，席间他频频向彭德怀敬酒，称赞其巧渡临津江的大胆，却始终对原子弹话题闭口不谈。彭德怀则借闲聊打听核研究所位置，但对方始终含糊。
宴会过去三天，克里姆林宫忽然通知中方参加一次“小范围座谈”。彭德怀、粟裕、师哲进入会议室时，发现苏共中央主席团几乎悉数到场。寒暄后，斯大林突然扭头，语气缓慢却尖锐：“彭德怀同志，据说你们在朝鲜曾枪决美军俘虏。真实情况如何？请直说。”话音落地，空气像被抽空。
翻译一句句传过去，所有目光集中到彭德怀身上。令人意外的是，他把茶盏放在桌上，却完全沉默。十分钟，二十分钟，苏共高层有的翻文件，有的低声议论，唯独提问者与被提问者对望无言。时间过了一小时，斯大林无奈合上笔记本，宣布散会。
午餐时，斯大林再度把彭德怀与师哲叫进小餐室，劝道：“现在只有我们三人，你可以放心。”彭德怀仍旧沉默，只是轻轻放下刀叉。这份近乎顽固的拒答，让苏联领袖第一次在外交场合碰了硬钉子。
外电后来猜测彭德怀因心虚而缄口，但朝鲜前线文件给出另一幅图景。志愿军1950年底设立第1号战俘营，首批收容221名美英澳士兵。营区除警戒排外，仅留一个管理营，战俘出工、就餐、娱乐均在开放环境完成。1952年春，司令部专门从北京调来三十多名外国语教师，对俘虏进行时政与心理辅导；同年夏，后勤部提升战俘口粮标准，与志愿军营团级干部持平，每人每日450克大米外加一定量罐头、蔬菜，甚至周末配发香烟。
更值得注意的是，志愿军医疗部门在开城附近设立战俘专用医院，引入当时堪称珍稀的青霉素。相关台账显示，5000余俘虏在寒冷山区零冻伤、零营养不良，死亡率不到0.1%。菲律宾籍士兵阿尔瓦雷斯离营前握住守卫的手说：“我在自己军队都没吃过这么多热饭。”
这些做法与延安时期“优待俘虏”条令一脉相承。早在1937年，《陕甘宁边区战俘暂行管理条例》就规定严禁虐待，更不许无故枪决。到朝鲜战场，这一传统被制度化延续。从战略角度讲，宽待俘虏能够瓦解对手士气；从政治考量看，中国军队须在国际舞台维护自身形象。换言之，“杀俘”既违军纪，也无利益可言。
那么，谣言从何而来？档案显示，1952年8月，美军第8集团军情报处向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呈交一份口供材料，声称两名逃脱的韩国兵在铁原附近目睹志愿军“清俘”。韩国军中对中朝部队长期存在“残忍”刻板印象，此说加油添醋后传进苏联，成为斯大林提问的依据。彭德怀不回话，既是不愿自证清白，也担心指向可能的“告密者”引发盟友间的猜疑，对前线合作极为不利。
沉默的策略随后证明高明。苏联方面未再追问，中苏军事协作未受影响，核技术谈判虽依旧停滞，但常规武器项目照常推进。更重要的是，彭德怀回国后迅速增派政治工作人员入营，要求定期邀请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巡查，并允许部分外媒记者在后方参观战俘营，一系列公开透明的举措使“杀俘”指控自我瓦解。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交换俘虏时，不少美军士兵把珍藏的口琴、袖章分送给志愿军警卫。一名黑人大兵拥抱中国上士时低声说了一句：“Brother.”这个简短词汇，比任何辩解都更有分量。
而同年秋，国际军事观察团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确认志愿军未发生系统性虐俘或处决事件。当译稿递到北京西郊军委大楼时，彭德怀只是摆手让秘书收好，并未多言。
历史偶尔会因为一句流言而掀起波澜，却也总在无可辩驳的事实中恢复宁静。志愿军对待俘虏的方式，既是中国军队一贯军纪的延伸，也是对外战争伦理的自觉坚守。斯大林那次没能得到答案，却意外见识到另一种沉默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