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勤政殿内灯火辉煌。第一批授衔仪式刚结束，身着新缀肩章的少将温玉成站在人群边缘，抬手压了压军帽。几排座椅外，刚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张爱萍正和老战友交谈。谁也料不到，十二年后，一封求助信会在这两位“同场却不算同袍”的将领之间架起一道隐秘又脆弱的联系。
两人早年轨迹并不重叠。土地革命时期，温玉成在红五军团，转战鄂豫皖山地；张爱萍则跟随红三军团，走湘赣闽摇摆的长征之路。抗日烽火燃起后，他们才算进入同一支新四军，却各守一方——张爱萍领旅兼师长，打响了扬中、车桥诸战；温玉成在叶挺、陈毅麾下的六师摸爬滚打。共同的，只是弥漫在华东大地上的硝烟味，以及“不能坐以待毙”的信念。1947年起，大军南北决战，温玉成调东北，张爱萍却因腿伤辗转后方疗养，两人又失之交臂。
时间推到1967年春。全国风声鹤唳，军中更是草木皆兵。张爱萍那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脏，这一年终于也沉甸甸地吊了起来。“特务”“假党员”“王明路线爪牙”……莫须有的帽子一箩筐往头上扣，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头衔，一夜之间成了沉重的枷锁。他被勒令停职反省，每天被拉去“接受再教育”，连家门口的警卫也换了人。
最让老人操心的，却是子女。几次短暂回家探视，他反复叮嘱：“老二，你还在广州，真有事，就去找温副司令。他这个人，或许还能拉你一把。”这封墨迹略显颤抖的书信，被折成巴掌大，塞进了一只旧信封里。
张胜那时是广州军区某团一名参谋。1967年夏，他的身份突然成了“走资派子弟”，连进饭堂都有人指指点点。一天清晨，他背上挎包，揣着父亲的信，顶着岭南六月沉闷的雨云，赶往军区司令部。守门战士例行接过信件，电话打进作战处，随即挂断：“温副司令出差北京，没在。”张胜闷声答谢，转身欲走，恰逢一位熟识的连长出来。“老张，你找温副司令？刚在楼上见他开会呢！”一句话把空气冻住。张胜苦笑，明白了：对方在避嫌，或者说被迫避嫌。
没过多久，命令下达——张胜“待分配劳动锻炼”，被送至广东崇义县一处林场。砍柴、喂猪、抬木，日复一日，双手磨出了厚茧。偶尔想起当年在南京军校背地图的日子，他只能把委屈压进肚子。1970年春节前，他被允许返京探亲，刚进家门，母亲已泣不成声。这一年，张爱萍仍在接受“审查”，无法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指着墙角那封折旧的信摇头。
与张家的低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温玉成的“上升曲线”。1968年3月，他奉调北京，被任命为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肩负首都安全的重担。北京城里，几乎每天都有敏感场合需要卫戍区出面维稳，温玉成脚步匆匆。短短一年，他进入“军委办事组”六人小圈。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六人中五人跻身政治局，唯独他落单。外界揣测多，最常见的说法是“资历略浅，分寸不够”。林彪、江青两股力量争夺正酣，需要的，是更圆滑、更可控的面孔。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温玉成被点名“交代问题”，关进了一个隔离点，原先在天津卫戍区仓促建立的秘密机场则成为问责焦点。审查持续到1975年，结论是“另有同案不再追究，调离要害岗位”。从此，他再回广州军区做副司令员，不提中央高层。退休后，住在干休所的小院里，常对老部下感慨：“人在风口浪尖，走一步都得想三步。”
张爱萍的春天迟到，却终究来临。1975年10月，他重回原岗位主持国防科委工作；1977年，中共十一大后，转任总参谋长助理。那段时间，中国导弹、卫星、核潜艇“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张爱萍成了技术军备大管家。1980年，他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科技；1982年，再度接掌国防部部长。彼时的北京大会堂里，曾经的风波似乎随历史散去，可在军装口袋里的那页残旧信纸，张爱萍一直保存，偶尔抚平折痕，然后合上，不发一语。
那个时代，有太多相遇与错过。张胜后来谈起温玉成，语调平和：“他若当时站出来，未必真能保得住我；他若不躲，或许连自己都要被拖下水。”一句看似平淡的话，多少像是在为父亲、也为温玉成作注。毕竟，军人畏的从来不是个人得失，而是暗礁暗流下的集体命运。
有人说，命运是一条不规则的折线，峰与谷随时代起伏。张爱萍与温玉成，一个在逆境中偏斜后重回巅峰，一个在光环中倏然跌落。两位老兵的交错，最终定格在那封未送达的书信里。钤有印鉴的红色信封，如同那一代将领命运的缩影——握在手心，烫，也重，却无人敢轻言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