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的岳麓山脚，骄阳似火。前一晚下了雨，空气里却并无凉意，偏偏山间的知了叫得格外响。大约下午三点，一辆黑色吉普车悄无声息地驶进湖南大学老校区。车门一开，62岁的毛泽东迈步出来，身旁随行的是周世钊等旧日同窗。他们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探望已久居病榻、鲜少露面的国学大师杨树达。
院中榉树苍老，藤蔓缠绕木廊，茶香与药味混杂。71岁的杨树达半倚藤椅，胸口起伏困难，额头隐见汗珠。人到晚年，哮喘常常将他折磨得面色苍白，但眼中神采未减。毛泽东快步上前扶起老师，问得直白：“先生，可还认得学生？”一句话，瞬间把两人带回了四十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青春年代。
回想1913年，湖南省城长沙的风雨亦不小。彼时的毛泽东，只是初出乡关的20岁湖南韶山子弟，背着铺盖卷，来到四师附中的砖瓦平房里。当时的国文课，因杨树达一句“读书要有天地之志”，让这位农村少年眼界大开。正是那股子“敢想敢闯”的劲头，使毛泽东在课堂外频频去敲老师的房门，向他借书、请教。杨树达快人快语，给学生开列的书单里，既有《史记》《汉书》，也有《泰西潮论》《名学录》。他常说：“要读诗，也要看世界。”这八字箴言，学生记了一辈子。
外部世界同样在翻腾。1918年秋，毛泽东从师范毕业，正遇长沙局势骤变。次年5月，北京爆发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传来，湖南群情激奋。张敬尧依仗武力横征暴敛，激起民怨。毛泽东迅速串联各校，“驱张”二字，写满了当时长沙街头巷尾的白壁黑字。12月，湖南学生代表团北上，师生并肩站在呼啸北风里——毛泽东是公民代表，杨树达代表学界。闯进新华门，同卫兵对峙三个时辰，没见到靳云鹏不罢休。那一日，纷飞的雪粒打在脸上生疼，却无人退却。此后长沙总罢课、平民通信社、舆论浪潮……十指难数的细节，铸就了日后诸多叱咤风云的种子。
岁月像湘江水，不舍昼夜。1920年夏天，张敬尧溃退，“驱张”胜利。师生道别时，都没料到再见面要等上三十余载，而且是在共和国已经屹立东方的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达留在长沙，专心著述，先后刊行《积微居小学述林》《汉书选注》等十八种，手不释卷。1954年宪法颁布那阵，他托人捎了几本新作上京，希望旧生润之指正，并在信尾附上一句“有闲乐谈，愿上庐山”。毛泽东复信，总是让老师先养好身体。“别着急，身体要紧。”字里行间，仍是学生口吻。
转眼1955年，毛泽东南巡。到长沙第一天，他就指名要去看望“老先生”。那天的对话至今在湖南大学留有口口相传的版本。毛泽东悄悄把500元新币塞进师母手里。金灿灿的伍拾圆券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普通中学教员一个月工资不到90元。杨树达一瞥，皱起眉头，声音沙哑却清晰：“润之，你哪来那么多钱？”
这一问，院子里顿时安静得只剩蝉鸣。周世钊连忙解释：“先生放心，主席的全部收入都交党组织管理，他自个儿手里没几块钱，这笔钱是稿费。”毛泽东干脆摊开手掌：“先生，当年您教我写文章，如今我发表文章有稿酬，这钱里有您的功劳。学生拿来给您买药，是理当如此。”言罢，他指了指随行人手里的药盒，瓶瓶罐罐装满抗生素与止咳剂。
杨树达抿嘴一笑，脸上却有怅然。他深知毛泽东的脾气，也懂得那“革命无私”的条条规矩。半晌才说：“我老了，命在喘息之间，你为国事劳神费力，这钱更应留给国家。”毛泽东轻轻把老师手按回椅上：“国家的账目清楚着呢，今天学生就是孝敬您。”这一场师生的“拉锯”，带着中国人最朴素的客套，却也昭示出“公与私”的分野。
当夜，毛泽东住进岳麓山下的招待所。有人提议在食堂加几道湘菜，他摆手：“呛辣点倒好，但别铺张。”第二天再去看老师，杨树达因服药稍有好转。毛泽东端着痰盂蹲在床边，动作娴熟。师母眼眶发红，想接过来，被毛泽东轻声拒绝：“学生做些杂活，不算什么。”这句话，院里几个年轻助教后来提及，总是半天说不出别的话。
1955年中秋节前夕，杨树达已能在轮椅上独坐。那年的月饼，北京专程带去的“稻香村”礼盒摆在桌上，毛泽东笑着说：“先生，这月饼里没有‘豆沙’那张纸条，放心吃。”众人哈哈一笑，气氛融洽。席间再次谈到新华门旧事，杨树达说：“那年冷是冷，可心里滚烫。”毛泽东举杯道：“火种未灭，如今星星之火已燎原。”
然而病魔并未退让。1956年2月14日凌晨，杨树达因呼吸衰竭病逝。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即刻唁电：先生殁，我党我国痛失学林泰斗。周恩来安排花圈，灵柩送回岳麓山。此后数年，毛泽东读书偶遇古籍疑难处，常对身边工作人员感慨：“要是杨先生在，一问便通。”
关于毛泽东稿费的去处，坊间传闻不少，确凿事例却总与“接济”二字相连。章士钊曾笑谈：“润之给我‘还债’，其实是帮我养老。”1920年那两万银元是工商界募得，章士钊出了人情没掏现钱，可毛泽东1950年代起硬说欠账，每年两千元，足足十年。1973年他说“本金还清，开始算利息”，章士钊哭笑不得，只好收下。
溥仪的故事更带几分戏剧色彩。末代皇帝被特赦后拿180元月薪，面对毛泽东托章士钊转交的“生活补助”，先是推辞：“我也有稿费。”章士钊拍拍他肩：“收着吧，这是爱屋及乌。”溥仪羞赧地把钱塞进抽屉，从此食指宽裕，婚姻也定得妥帖。
类似的“顺手扶一把”并非孤例。有人统计，1953年至1966年，毛泽东稿费折合人民币超过百万元，可他本人每月固定生活费不过404元，外加每季衣物补贴200元。剩下的，大部分以“稿费支出”名目汇入各种民政、赈济专户或直接递到需要的人手里。有关细节，中央会计总账上白纸黑字——这一点，负责财政的人说，“一分一毫都有出处”。
回到1955年那个夏天，杨树达的一句“你哪来那么多钱”其实问出了很多老先生的担忧——革命领袖手握大权，是否会滑向旧官僚的路子？毛泽东用一张稿费凭证给出答案：公款有数，私财可查。杨树达满意地点头，或许正因为看见了这点，他临终前仍坦然告诫“得民心者得天下”，并深信学生能做到。
蝉鸣早已停歇，岳麓山夜色宁静。那旧藤椅至今仍摆在湖南大学的陈列馆里，扶手处因年久磨得光滑。许多参观者凝视它，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大概就是一个身形微驼的老人对一位高个子学生轻声责问：“你哪来那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