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6日清晨七点，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长廊里还带着夜雨的潮气。谭政在警卫员搀扶下做康复步行，一位机关干部一路小跑，把一份刚送来的“机要件”递到他的手中。
他原本精神不错，翻开文件夹，先看到标题《留守兵团整风经验汇报》，神色轻松；两秒后，眉头骤然锁紧。署名栏写着“留守兵团政治部”。谭政稍稍抬高声音，“留守兵团政治部怎么会出这份报告？那是我写的！”
警卫员愣在原地，只听谭政压着火气补了一句：“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皆因这篇报告，正是他在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整风经验总结，中央曾两度圈阅，作为军队政治工作范本下发全军。
把时针拨回到1942年3月。延安清凉山窑洞灯火彻夜常亮，毛泽东发出“全党整风”的号召，留守兵团也列入学习对象。当时兵团远离前线，机关里“关门主义、散漫作风”苗头显露。谭政临危受命，准备在干部会上“揭盖子”。
会议那天，他没有客套话，开门见山指出：“后方不等于乐园，脱离群众就是自毁长城。”不少干部脸色铁青，却不得不低头记笔记。会后，兵团展开对照检查：晚上挑灯谈心，白天照常操课，三个月后军纪焕然。
依照整风成果，谭政整理出四万余字报告，核心是“党委统一领导、党代表具体负责、官兵平等议事”。毛泽东在稿上圈点批注二十余处，内容几乎原封保留，只在逻辑顺序上略作调整。中央随后加印一万份，发到各根据地。
然而风云突变。1960年秋，因“军内教条主义风潮”被推向风口浪尖的谭政，被迫离开工作岗位，报告署名也被删去，改成冰冷的机关名称。那一年他55岁，正是精力最充沛的阶段，却只能沉默地注视着这场政治风暴。
被误解的滋味并不好受。十几年的讷言寡语，使他早已练就了沉心静气的本事。朋友问他后悔吗，他摇头：“革命是大潮，个人兴衰算什么。”只是，这份报告的署名问题，一直像根刺。
1978年5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叶剑英点名表扬谭政：“延安时期那篇报告，为我军政治工作立了规矩。”台下一片鼓掌，文件很快下发部队，要求恢复署名。但军中机构庞杂，底层资料却依旧残存着旧版。
此番乌龙，恰恰被1980年的病榻谭政撞见。他的情绪波动极大，当晚即出现失语、头晕，被紧急推回病房。脑血栓来势凶猛，左侧肢体失去知觉。
医生会诊后，秘书守在床头整整一夜。谭政醒来，眼神尚存清明，艰难挤出一声嘶哑的叹息。秘书轻声说：“很快就会改过来。”他眨了眨眼，算是回答。
文件纠错的过程并不复杂。总政档案馆调出原稿，军委办公厅核对批示，两周后，新印本送至病床。秘书翻到末页，把工整的“谭政”三字递到他眼前。谭政嘴角动了动，只说了五个字：“实事求是就好。”
“说实话，这事儿不折腾，很多年轻同志压根儿不知道谁写的。”护士长事后回忆时，说自己第一次见老人笑得那样轻松。
有人感慨：谭政何必在乎区区署名？其实这不仅是荣誉，更是对历史负责。政治工作的脉络要留下正确坐标，哪怕细微一行字，都是后来人查考的依据。
回想谭政一生，对原则向来寸步不让。1979年初，他在广州休养，听闻深圳试办特区，兴致勃勃想去看看。同行干部已经订好车船，他却在读到《中央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规定》后，当晚下令取消行程。“规定摆在这儿，咱不能闹特殊。”同行者劝他：“老首长，去参观也是工作。”他挥手道：“工作有分工，不必凑热闹。”
同年秋，他返湘省亲。地方早备好欢迎场面，他提前来电，要求一切从简，连亲属也不得通知。临别时乡亲硬塞几袋腊肉辣椒，他拗不过，只得先收下。车一开出县城，谭政就让秘书记下市场行情，回京后专程汇去三十元，“得让乡亲心里踏实。”
在政治生涯巅峰，他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副政委、总政治部主任；晚年被病痛裹挟，却依旧琐碎地守着纪律。多少战友佩服他的“古板”，可恰恰是这些“不通融”，构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底色。
1986年6月3日，窗外梧桐叶漫天翻飞。谭政迎来八十大寿，病房里摆不下花篮，贺电却堆成小山。徐向前的信被放在最上面，几行墨迹依稀可见：“您的建树，历史铭记。”谭政没力气起身，只是轻轻点头。
两个月后，他在睡梦中安然离世。家属整理遗物时发现，那份署名纠正后的报告被压在枕边，纸张已磨得发软。
自此以后，军事院校讲授我党我军政治工作史时，总会把1942年那篇《留守兵团整风经验汇报》作为重点案例——作者：谭政。年轻学员很难想象，署名背后曾有过近二十年的曲折，可这段插曲进一步说明：历史终究属于事实本身，任何人为的涂抹，都逃不过岁月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