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初，陕甘宁高原一夜雷声大作，清涧县城外那头正待下地的黑驴被炸翻在地，四蹄抽搐。苦熬青黄不接的乡亲们望着焦黑的毛发，心里更添阴影。
同一天，延川县杨家岭的小礼堂被电光击中，木柱炸裂，代县长当场身亡。山风卷着雨点，把噩耗带进村庄。饥饿、战火、迷信与传闻在山沟里交织成一团，人们窃窃私语，草木皆兵。
第二天的集市，怨气像蒸汽一样往上冒。有个老汉抹着驴皮泪眼婆娑，嘀咕老天爷不公。站在旁边的伍兰花也红着眼圈，脱口而出一句狠话：“咋不劈死毛泽东？”四下瞬间鸦雀无声，落地针可闻。
按当时的保卫条例，辱骂领袖是大事。县保卫队的人当夜把伍兰花绑进草料车，连夜押往延安。档案袋上写着“反革命分子”。处里的速报很快送上去，死刑建议赫然在列。
几日后，杨家岭另一间窑洞里，毛泽东翻阅《情况汇报》。看到那行字，他放下纸张，眉峰收紧。凌晨时分，他对保卫处长钱益民吩咐：把那位叫伍兰花的带来。
夜深风凉，油灯发出呜咽声。伍兰花被押进窑洞，衣衫单薄，面黄肌瘦，看不出年仅三十。毛泽东端起搪瓷缸递水，随口问：“你真希望雷劈死我？”
她以为这是行刑前的审问，咬牙喊道：“交了粮还得饿死，不如一起死。”
一句话，道出全部隐痛。丈夫在前线阵亡，婆婆病卧炕头，三个孩子啼饥号寒。秋收后剩下一袋半小米，被区干照指标拉走大半，家里连糟糠也快见底。她咒天，又咒人，那张熟悉的名字便成了宣泄口。
毛泽东听完，沉默良久。随即对钱益民示意翻看卷宗，发现查问仅靠一两句传话，没有调查，没有走访。领袖的震怒并不表现在声色上，而是那句压低的评语：程序上错了，立意也错了。
第二天拂晓，保卫处撤销死刑，派人护送伍兰花回乡，并将征走的公粮如数奉还，另加几袋杂粮和布匹。边区政府随即下发通知，下令各县重新核定口粮基数，严禁“吃干榨净”。
此后一个月，边区连续召开生产动员会，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安塞河畔、在洛川县塬上，连队开荒，机关种菜，铁锹声此起彼伏。粮荒没有立刻消失，却给了农户喘息余地。
伍兰花的名字时不时被人提起。她揣着那袋退回的包谷，给三个孩子熬粥，给瘫痪婆婆蒸窝头。邻家问她延安见闻，她摆手：“毛主席是个好人，咱得多想想咋过日子。”一句话，让原本心怀怨气的汉子们愣了好一会儿。
军民关系的细线，就在这样一桩看似琐碎的小事里重新打了结。对当时处在战略相持阶段的革命根据地而言，几万部队后面的上百万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1942年春耕，一场全民性的“大生产运动”自延河谷地铺开。战马与铁犁并行，枪托与锄头并用，连续耕耘的身影把沟沟坎坎连成纵横阡陌。边区粮仓的储量缓慢攀升，部队的口粮标准得以维系，百姓手里也不再空空。
连年战火与自然灾害的缝隙里，一位农妇的愤懑之语，将权力的失衡撕开一线，却也让人们看见另一种可能：政策并非冷冰铁板，它接受窸窣民声的敲打后，能够及时修补。
伍兰花后来把两个儿子送进了抗联，自己在村里纺线、种地。她再没去过延安，但提起那晚的对话，总说像做梦。梦里有风雨，也有灯火，有人耐心听着最粗糙的怨怒，然后把它化成面前的一碗白水和一条活路。
整件事没有写进布告，也没列入官方宣传，但在边区口口相传。对许多人而言，信任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积累：挨雷击的是教条主义，被救回的是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