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日，选战进入后半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站在台上，语气笃定。
“为什么不能在宪法中写上自卫队？”
这句话一出，等于在日本政治场上直接点燃一根导火索。
但她没想到，香槟刚开到一半，局势就急转直下。
第二天，中俄同时摊牌，向东京发出最直白的警告。
一个在为选票加码，一个在为秩序划线。
这场博弈，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个层级。
半场开香槟：为何选择此时抛出“修宪牌”
2026年2月2日，在众议院选举进入后半程、胜负尚未最终揭晓之际，高市早苗站上新潟讲台，抛出了一句极具冲击力的话。
“为什么不能在宪法中写上自卫队？”
从时间上看，这场演讲发生在选战“最关键、也最敏感”的阶段。
根据此前多家日本媒体与民调机构的数据，宣战初期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率大幅下降10百分点。
但是到了中期自民党在部分选区已显现领先优势，或能独自斩获233席次，执政联盟席次可望突破300席，高市本人也多次释放“若未过半将辞职”的强硬表态。
在这种背景下，她选择在地方公开场合主动谈修宪，实际上等于向国内支持者传递一个明确信号：选情并未让她转向保守，反而给了她继续向前的底气。
从内容上看，“将自卫队写入宪法”并非新议题，却是战后日本政治最危险、也最具撕裂性的议题之一。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而自卫队成立于1954年，本身就处在“现实存在却长期被质疑违宪”的灰色地带。
历任首相多采取回避或模糊处理，高市却选择正面突破。
这一选择，透露出两个清晰判断。
第一，她判断选战形势对自己有利。
如果不是对“过半”甚至“扩大优势”抱有预期，没有任何一位首相会在这个节点主动引爆修宪争议。
第二，她判断外部压力可以被暂时忽略。
在演讲中，高市并未提及周边国家态度，也未对战后国际法文件作出任何回应，而是把焦点牢牢锁定在“国内合法性”“国家定位”上。
这种话语选择，本身就带有一种“内政优先、外部靠后”的强烈信号。
问题在于，这场演讲更像一次“半场开香槟”，日本国内的选票逻辑，并不能替代国际秩序的现实逻辑。
中俄同时出手
当高市在新潟为修宪造势时，她或许没有意识到。
就在前一天，北京已完成一次关键的中俄战略沟通；而等待东京的，不只是国内辩论，而是一记来自外部世界的“当头冷水”。
2026年2月1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受普京总统委派来华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
这场会见的公开通稿中，有一句话格外醒目，俄方“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图谋”。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高市2月2日公开谈修宪之前，中俄双方已经就日本问题完成了立场确认和风险评估。
因此，2月3日的发声，并不是“回应新情况”，而是按既定判断推进既定动作。
2月3日这一天，日本面对的也是两种完全不同、却高度互补的压力。
第一种压力，来自北京的定性。
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中俄在涉日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并直接点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三份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
其潜台词非常清楚：日本的修宪与军事化问题，不是“国内改革”，而是“是否遵守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
第二种压力，来自莫斯科的后果。
也是这一天，几乎在同一时间，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直接点名：
若日本部署包括陆基中程导弹系统在内的相关装备，将“不可避免”招致俄方反制，且是军事技术报复手段。
一个讲规则，一个讲代价；一个从历史与法律切入，一个从现实安全切入。
从2月1日北京会见，到2月2日新潟演讲，再到2月3日中俄同步表态，整个过程不过72小时。
这种速度，本身就是一种信号：日本的每一步，已被纳入高强度战略监测之中。
对东京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残酷现实，即便修宪尚未启动程序，但政治意图已经足以触发外部制衡机制。
2月4日，面对高市有意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的提问，外交部也是再次回应，希望日本深刻反省不要走错误道路。
高市为何执意推动日本再军事化？
回看，高市早苗在选战关键阶段公开主张将自卫队写入宪法，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多重因素叠加下的必然选择。
从政治逻辑看，这一步对她而言“有收益”；但从现实环境看，这条路却高度受限，风险远大于回报。
首先，当前日本社会结构老化、经济增长乏力，民生议题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政绩亮点”。
相比之下，“安全”“修宪”“国家正常化”是右翼与保守选民最容易被动员的议题。
高市本人长期被视为自民党内的强硬保守派，她推动再军事化，既是巩固基本盘，也是在与党内其他派系竞争中确立个人标签。
在选战后半段抛出修宪议题，本质上是一种高风险、高动员率的政治下注。
再者，随着美国加速推进亚太前沿部署，日本被不断推向“地区支点”的位置。
对东京而言，单纯依附美日同盟已不足以匹配其被赋予的战略角色。
高市推动自卫队“正名”、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意在让日本从“受保护者”转向“参与塑造者”，在同盟体系中争取更大话语权。
这也是她反复强调“现实安全环境变化”的根本原因。
问题在于，日本并不是一个“历史包袱已经清零”的国家。
自二战结束以后的八十余年里，日本从未为自己在中国乃至亚洲犯下的罪行道歉、悔改，还公然在靖国神社供奉14名甲级战犯，篡改教科书，企图抹去罪行。
2025年高市上台以来，更是多次挑衅中国，企图在台湾、钓鱼岛等中国领土上搞事。
且无论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还是宪法第九条，日本的军事限制都与战后国际秩序深度绑定。
如今日本试图通过修宪突破这一框架，触发的就不只是国内争议，而是秩序层面的反弹。
中俄在2月3日的同步表态，正是这种反弹的集中体现。
历史不会因为选举而改写，秩序也不会因口号而让步。
日本再军事化这条路，也许走得快，却很难走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