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天，哈尔滨还冒着寒气，电报室灯火通明。值班员把一封加急电报递到中南海：苏联专家确认“岸青病情趋稳，可返国”。这份薄薄的电报，让毛主席沉默了很久。身边的秘书后来回忆，那一夜领袖并没批阅别的文件，只是反复摩挲电报纸角，像在回味儿子的坎坷来路。
往前推三十二年，1923年11月23日，湖南板仓。杨开慧产下次子毛岸青。毛主席恰在长沙筹建党组织，骑一匹青马赶来，只抱了孩子三次便再赴广东。自此父子天各一方，命运犹如被长江水冲散，越漂越远。
四岁时，他随母亲辗转上海、武汉。1930年11月杨开慧就义，兄弟俩躲进弄堂，靠左邻右舍的冷饭度日。一次，他们在墙上写“打倒帝国主义”，巡捕挥棍狠砸，岸青重伤——右耳听力永久受损，脑震荡遗患终生。
局势愈发凶险。1937年冬，党中央将十多位革命后代护送至莫斯科儿童院，毛岸英、毛岸青在列。异国课堂暖气充足，伙食丰盛，可少年心里装着家国破碎，格外用功。凭俄语天赋，他跳级进入东方大学社会系，成绩常列前茅。每逢周末，他爱到红场边书店翻托尔斯泰原版小说，口袋空空也舍不得放下。
1946年3月，东北冰雪尚未消融，25岁的岸青踏上归国列车，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白桦林。他带回几口皮箱，一部手风琴，还有对父亲“学成报国”的承诺。抵达佳木斯后，随东北局下乡做土改，用生涩的东北话和农民拉家常，帮他们丈量土地。他吹一曲《喀秋莎》，队伍里疲惫一扫而空，“毛翻译”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新中国成立，他回到北京，从事苏俄文献翻译。工字铺里的木桌被墨水浸出深褐色痕迹，他常熬夜到晨钟。却有件事让同僚私下纳闷：三十岁出头，模样斯文，却始终单身。有人提议介绍对象，他半笑半拒：“别急，书还没看完呢。”
江青曾在舞会上见过这位小叔子，背地里评头论足。流言蜚语传进岸青耳里，他精神再次受挫，旧疾复发。1952年秋，中央批准他赴莫斯科疗养。进入疗养院那天，他低声对陪同医生说：“我不怕病，只怕误事。”短短一句，藏满自责。
疗养归来，毛主席劝他在大连静养。海风咸湿，他常独坐栈桥，看渔船出港。护士小吴对他关怀备至，两人聊音乐、聊俄文笑话，却因性格差异无疾而终。失恋让病情加重，毛主席寄信安慰：“心莫急，好日子在后头。”
信中顺带提到贺子珍的外甥女邵华。岸青与邵华通信数月，发现彼此都爱摄影、国际象棋。1960年国庆后，两人在北京领到结婚证。婚礼简单，毛主席只托人捎句话：“相互理解，健康第一。”此后夫妻住在西郊小院，远离政治漩涡，书声、琴声伴着丁香树影。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风浪汹涌，他却始终保持低调。手中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停了又续，续了又停。偶有人打听“主席儿子待遇如何”，内部人都知道：岸青领的是技术七级工资，和普通翻译员无异，办公室三张书柜用了二十年。
步入暮年，他的病号服口袋塞着小本子，记录支援赣南老区学生的名单。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摆摆手：“读书的事，比吃药更要紧。”1978年至2000年，他先后捐出积蓄近十万元，用于助学。钱不算多，却是他全部稿费和工资结余。
2007年3月23日凌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值班医生抢救近两小时，仍未留住这位老人。享年八十四岁，官方讣告称其“长期坚持翻译工作，关心下一代成长”。外界关注其身后待遇，其实去世前几年，中央只给了副总理级别医疗照顾——住院、用药免费，其余收入与同职级干部一致。家属整理遗物时，发现最大件财产是一台老款苏制收音机。
有人问，毛岸青这一生过得苦不苦？如果他能回答，大概还是那句老话：“革命前辈牺牲更多，比起他们，我已经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