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节前夕，中南海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铁道兵文工团的一群孩子在院子里排队等候上场，队伍里，一个来自广东佛山的小女兵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她还不知道，台上那位正在鼓掌、微笑的老人，早在一年多前，就因为“佛山”这两个字，对她未来的人生和她家里的一位亲人留下了格外深的印记。
那一年，是1961年，全国刚刚走过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日子。毛泽东已经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却仍然坚持下基层调研。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作出决定，要到南方走一走，看一看真实情况。从北京南下，一路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2月13日抵达广州。也正是这次南巡，让他在珠江边，在佛山，与广东结下了更深的一层缘分。
有意思的是，这段缘分，并不是从庄严的大会堂开始，而是从几次看似“随意”的游泳、几次看似普通的谈话，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毛主席与珠江的较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来到广东。1954年11月3日，是他解放后首次到达广州。那时，全国形势已经基本稳定，中央领导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后来回忆，说自己八次接待毛泽东来粤中的七次，都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毛泽东每天要看厚厚的文件，开接连不断的会议。空下来的时间并不多，但有一个习惯他坚持不改，那就是游泳。到广州后，他住地附近就是越秀山，每到下午会议间歇，便在警卫员陪同下去那里的游泳池下水。按档案记载，从1954年11月初直到24日，他几乎每天都要下水，一般游两趟，中间上岸休息，更衣后再回会场。
那时，他已经萌生了一个念头：想试一试珠江的水。省委得知后，很快组织人对珠江河道、水质进行调查。调查报告的结论相当谨慎：水体浑浊，汛期水势不稳，而且担心水中可能存在血吸虫。出于安全考虑，省委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不要下江游泳。
毛泽东看完信，放下纸，挥了挥手，只简单说了一句：“好吧，不去就不去。”话说得平淡，心里的想法却没有因此打消。征服大江大河，是他一贯的爱好，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目标”。珠江这一关，早晚要过。
转折出现在1956年。那年，他第三次抵达广州，工作十分繁忙，但仍旧提起了珠江。他明确表态，这一次要到江里去游一游。面对他的坚持，省委经过权衡，只能在严密保护的前提下同意，安排警卫员、水上交通工具和医疗保障，做好一切准备。
那天，他和警卫人员登上一艘小船，沿江而下。船行过狭窄河段，水面渐渐开阔，江风扑面而来，江两岸的楼房、塔影在水面上晃动。他换上泳装，坐在船头甲板上的椅子上，望着江面，神情显得格外放松。
船驶入宽阔水域，正是下水的好地方。毛泽东已经准备离开座位，正要跃入水中，远处几艘小船上突然传来高声呼喊：“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声音由远及近，越喊越整齐。他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几只渔船顺流而来，船上的渔民挥舞着草帽，用力向他打招呼。
他抬起右手，朝那几艘船方向缓缓挥动，脸上带着笑，然后不再犹豫，纵身一跃，扑通一声跳入江中。陪同人员随即接连下水。江水冰凉，他沉入水底再浮出水面，在浪花之间自由变换姿势，时而仰泳，时而蛙泳，有时加快速度，有时又慢悠悠地漂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众人才重新上船。
上岸后，他突然想起两年前那封劝阻他下江的信，忍不住拍了拍自己的肚子，半开玩笑地说：“你看，我这肚皮这么大，是不是得了血吸虫病了？”一句话，说得众人哄然一笑，紧张的气氛立刻消散。
从那以后，只要来到广州，只要天气适宜，毛泽东总要到珠江里游上一阵。有时一次，有时上岸休息后又再下水。关相生回忆，毛泽东有个习惯：越是水流急的地方，他越想去试试。这种看似“冒险”的性格，实际上贯穿了他对工作、对调研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有了在珠江“试水”的经历，他后来在武汉长江边坚持要下水时，也更有底气去说服周围那些担心他安全的人。
南下调研，走进佛山
时间来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叠加，全国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粮食减产，轻工业滑坡，许多地方的群众生活十分紧张。毛泽东意识到，光靠文件和汇报，难以把情况摸清。他主动提出，要到各地实地调查，听听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真实声音。
2月13日，他乘火车从北京一路南下，到达广州。几乎同时，中央赴广东的调查组也将一份《调查纪要》送到他案头。纪要中提到，广东一些地区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粮食分配方法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探索性的调整。尤其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如何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积极性，是摆在眼前的实际问题。
他很快抓住了这一点，提出要到广州附近的县市看看。2月27日，在汪东兴等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陪同下，他乘车前往佛山。
那天中午十二点多，佛山地委书记杜瑞芝正在处理日常工作，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毛泽东下午要来佛山视察。他一时有些不相信：天气阴冷，雨下得不小，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首长还要跑到地方来，实在有些出乎意料。
但通知来得明确，只能赶紧安排。招待所、会议室、简报材料，一切都要在短时间内准备好。大约下午三点左右，两辆小车一前一后驶入佛山地委招待所大院，毛泽东准时到达。他这次下榻的是1201号房间，这间房后来也成为毛泽东在广东住过的地方中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住处。
室外风冷雨急，室内却尽量布置得简朴而温暖。杜瑞芝特意请工作人员打开电暖炉，为毛泽东驱寒。毛泽东在沙发上坐定后，没有寒暄多久，很快就把话题拉回正事，示意杜瑞芝：“谈谈情况吧。”
那时候，农村已经普遍实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做法在各地推广。吃饭进公共食堂，劳作记工分，统一核算。干部有看法，群众也有意见，赞成的有，抱怨的也不少。基层的小道消息、顺口溜，四处流传。
杜瑞芝性格耿直，平日里在当地就以敢说实话著称。这次面对毛泽东，他没有绕圈子，按照调研掌握的情况，把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原原本本说了出来，还把一些形象又尖锐的顺口溜一字不差地念给毛泽东听。
说完一遍，毛泽东略一沉吟，抬头看着他，让他再重复一遍。杜瑞芝又照着念了一次，一个字也没有改。屋里的气氛一下子紧起来了。试想一下，在那个时候，当着中央主要领导，完整转述对政策的牢骚和讥讽，需要多大的胆量。
一、佛山“小队”的“大胆”做法
说到这里，他又主动谈起佛山当地的一项具体实践。这件事，后来成了毛泽东口中“胆子很大”的主要原因。
当时，为了解决“大锅饭”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佛山一些公社在地委支持下开始尝试“包产到生产小队”。简单说，就是把原来较大的生产队再细分，把责任和收益落实到更小的单位。
在这种做法下，每个生产小队被核定一个基本产量指标。完成任务后，超出部分归该小队自己支配，用于分配给本队社员。田块划分清楚，任务统计公开，每个社员干了多少活，生产小队集体收了多少粮，大家一目了然。这种安排，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中，可谓冒着不小风险。
杜瑞芝汇报时，特意强调了实践效果：调动积极性很快就能看出来。有人开始主动下田，早出晚归；有的小队在“超产”后，自发修水渠、买农具。平均主义有所缓解，社员的干劲比前几年明显提高。
毛泽东听得很专注，中间不断插问具体细节：怎么定产量？谁来核算？粮食怎么分？队干部是怎么选出来的？这种连珠式的问题，说明他对这种“包产到小队”的做法并没草率看待，而是认真琢磨其中的政策边界和组织方式。
原本计划的半小时汇报，被生生拉长到一个小时。等到杜瑞芝说完，毛泽东才靠在沙发上，点了一下头，示意他先去安排晚饭。那天下午，他在房间里又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准备和当地干部一起吃顿简单的饭。
晚餐安排得并不奢华。杜瑞芝知道毛泽东喜好辣味，特地让厨房做了回锅肉和炒辣椒，又加了一道佛山当地颇有名气的“盐焗鸡”。上菜时，他简单介绍了一下做法，说这是本地的特色菜，希望首长多尝一尝。毛泽东夹了一块，觉得味道不错，还指着回锅肉说：“这个也很好，你也吃一点。”
饭正吃得热闹，屋里忽然一黑，电全停了。等大家反应过来，才发现是电暖炉功率太大，把保险丝烧断了。暖气一停，房间里的温度很快降下来。随行护士担心毛泽东受凉，提出尽快返回广州。毛泽东看外面雨势未减，也不再坚持，匆匆吃了几口，便起身上车离开。
他在佛山停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两三个小时。对当地干部来说，这短短几个小时却记了一辈子；对毛泽东本人而言，佛山留下的印象显然也并不轻。
回到广州后，他在与广东省委领导谈话时突然提起佛山，说了一句后来被多次转述的话：“你们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啊！什么都敢讲。”又补了一句，大意是：其中有些思想需要批判和引导，但“包产到生产小队”的办法，可以研究参考。
这番话，让在场的省委领导吃了一惊，也给了他们一个明确信号。很快，广东省委就把这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杜瑞芝，并要求他抓紧写一份详细材料，把佛山的实践情况、群众反映、干部思路系统整理出来。
杜瑞芝回去后，连夜组织人手，把调研记录、群众意见、各生产小队的具体做法都整理出来，还别出心裁地用一条民间俗语作为材料标题，使内容显得鲜活，又不失严谨。几天后，这份材料送到广州，随后经省委层层上报。
3月10日，在广州召开的老三区会议以及随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到广东的情况。会议间隙，广东省委把那份材料送到他手里。他一边听汇报，一边翻阅，不时点头。看完后，他作了一个很关键的批示：印发会议参考。
当时南海县党委书记陈贤芳后来回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中看到过这么一句话：“广东南海有个什么公社，包产到生产小队，也是可以的嘛。”这句看似随口一说的评价，实际上表明，佛山的探索不仅没有被否定，反而被当作一种可以借鉴的尝试。对杜瑞芝来说，这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压力；对当时正在寻找出路的农村工作来说，则增加了一丝可贵的灵活空间。
二、小女兵与“半个老乡”
时间再往后推一年。1962年春节前夕，铁道兵文工团接到任务，除夕夜到中南海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演出。团里大部分演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既不熟悉中南海，也没见过那么多国家领导人，一路上既紧张又好奇。
演出当天，灯光亮起，节目一个接一个上台。演出结束时，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兵走上台，手捧花束，走到毛泽东身边，双手把花递上。这个小姑娘叫李玲诗，籍贯正是广东佛山。
毛泽东接过花，伸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语气温和地问了几个问题：多大年纪？几岁参军？家在哪里？得知她来自佛山，他笑出声来，说：“那算是半个老乡了。”又随口提起，自己到佛山去过，还在那里做过一次调查。
李玲诗一听，立刻脱口而出：“佛山地委书记是我的姐夫。”这句话一下把两条本来平行的线连在了一起。毛泽东听后很有兴趣，笑着说了一句：“你姐夫这个人不一般，很敢说话呐。”语气里带着几分打趣，也带着一点欣赏。
从那之后，文工团多次受邀进中南海演出。每次演出间隙，毛泽东都会抽时间到孩子们中间坐一会儿，问问他们吃得怎样，训练累不累，文化课学得如何。说话方式不复杂，却让这些年纪不大的演员心里觉得很踏实。
1967年，运动已经开展一段时间，李玲诗在训练中不慎伤了脚踝，无法再继续参加剧目排练。这对一个热爱舞台的少年人来说，难免失落。毛泽东知道后，并没有用大道理压人，而是坐下来劝她，强调她还年轻，只要肯学，前途仍掌握在自己手里。他还建议她离开北京，到条件更艰苦的地方锻炼，说那样更能长见识，更能磨炼人。
谈话中，他引用了古诗词中的句子，意思是年轻人要敢于到风雨更大的地方去闯一闯，眼界才能打开，胸怀才能宽广。这种谈话方式，不是简单训话，而是用文化、用典故来启发人，既朴实，又有分量。
在这样的鼓励下，李玲诗作出一个决定：到西南去，到真正的基层去。她后来支援西南三线建设，前往四川米易，进入铁道兵五师的基层部队，改行学习医疗，成为一名军医。这个转变看起来跨度很大，从舞台到病房，从舞蹈演员到军中医生，但背后那股“到艰苦地方去”的劲头，很大程度上来自那次谈话。
三、一幅“佛山地委”的墨宝
时间来到1975年。毛泽东年事已高，病情反复，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那段时间里，他做了白内障手术。手术后，仍然坚持看书，书几乎摆满病床旁的桌子，其中包括《鲁迅全集》等厚重著作。有战友去中南海探望时，顺便把外地一些老熟人的近况带进来，其中就包括李玲诗。
那一年，李玲诗已经在西南工作多年。某次，她接到从北京来的来信，说有战友去看望病中的毛泽东时，领导还提到她，表示希望有机会再见一见。这消息一传到她耳中，心里一下子揪紧。她赶紧请假，辗转返回北京，到中南海去探望。
进入屋内时，她看到的情景，心里说不出的不好受。毛泽东明显比几年前苍老许多，身形消瘦，眼睛因为白内障看不清人。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对毛泽东说：“主席，小广东来看您了。”毛泽东立即伸出双手，想要摸一摸她的脸。张玉凤轻声提醒：“小李，你再靠近一些，让主席好好认认你，他眼睛不太好。”李玲诗走上前，让他摸到自己的脸庞，眼泪一下止不住地流下来。
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语速已经不如从前那样清晰，但仍然努力询问她这些年的情况。说话间，他的手始终没有松开。等她要离开时，毛泽东用笔在纸上写下几句字，让身边工作人员转达意思：希望她留下来，他也想再见一见，多了解一些情况。这些字迹已经不如早年的笔力遒劲，却依然清楚坚定。
在之后的日子里，李玲诗重新回到毛泽东身边值班。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些小插曲，后来被她回忆起来，既觉得有些好笑，又格外感慨。
比如有一次，到了吃药的时间，毛泽东正看书看得入神，对她的几次轻声提醒都没反应。她有些着急，就略微提高音量喊了一声：“主席，该吃药了！”毛泽东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像个被打扰的老小孩一样，有些不高兴地拿书敲了一下小药杯，药被打翻了。她只好站在一旁，不敢多说话。
过了会儿，毛泽东放下书，说了一声“出去”。她以为是首长还在生气，就轻手轻脚地退到门外。不多时，房内的铃又响了，她再进去，又被一句“出去”送到门外。直到后来接班的孟锦云来，才解释说，毛泽东是要出去活动一下，需要人扶着，并不是要她走开，刚才叫她，是让她回来帮忙。真相弄明白以后，她回到病床前，毛泽东见到她，反倒像在责怪似的微笑着说：“我要出来，你倒走了，不管我了。”说完，还指了指桌上刚煎好的鸡蛋。
原来，他特意叫厨房多煎了鸡蛋，留给她吃。这个小小举动，让她有些不好意思。想想刚才自己还在心里“赌气”，现在却发现，对方不仅没记旧账，还记得给她多备一份吃的。
第二天再到吃药时间，她学乖了，先轻轻晃动桌上的茶杯，让发出的声响提醒毛泽东。这一次，毛泽东很配合，喝了药后，主动对她说：“昨天我态度不好，望你小孩不记老人过，好吗？”堂堂一国领袖，用如此平实的语言向一个小护士“认错”，这在很多人看来，颇有几分难以想象。但在那间不大的病房里，这却只是一个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普通相处。
李玲诗当场笑着“回敬”了一句：“主席，你以后别再发脾气了。你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一起遵守。”毛泽东听后，也笑着点头，不再多说。
这些琐事之中，有一件对于佛山来说尤其值得记起。某天闲聊间，他突然提到佛山，说到那次视察的情景，又说到当地的工作。说着说着，他拿起桌上的铅笔，在纸上写下了四个字：“佛山地委”。这四个字既是随手一写，又显然带着感情。写完后，他把纸递给李玲诗，让她转交给自己的姐夫——当年的佛山地委书记杜瑞芝。
这张纸条，实际上就是一幅墨宝。虽然只有短短四字，却凝结了十多年来从珠江到佛山，从一次短暂汇报到几次谈话的记忆。对一个地委书记来说，能在国家领导人晚年还被记起名字，甚至被写下所在单位的称呼，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评价。
遗憾的是，这幅墨宝后来并没有保存下来。杜瑞芝工作繁忙，把它交给办公室一位同志保管，却因为事务太多，一时没有叮嘱清楚。等到他想起来时，已经找不出当初转交给的是哪一位。经过多方查找，始终没有结果。这件事成了他晚年心里的一道“疤”。
他后来回忆，难免带着深深的懊悔。那四个字不仅是书法作品，更是一份莫大的信任。毛泽东一生走过的地方数不胜数，在佛山停留不过两三个小时，却在晚年还记挂着那里的干部和工作，甚至在病中提起，亲笔写下“佛山地委”，这份挂念，本身就说明许多东西。
从珠江边的浪花、佛山招待所里那一炉电暖气，到中南海病房里那张写着“佛山地委”的纸，时间跨越十余年，人物也从中年走到暮年。有些细节或许会被人慢慢淡忘，但那句“你们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与那四个字留下的印迹，却一直清晰地刻在当事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