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深夜，双流机场灯火通明，一架美制C-47已开动螺旋桨，等候川西警备司令潘文华登机。南京来的加急电报置于桌角，只剩一句话——“务必今夜起飞”。然而，房中那位身着老旧呢制服的中将，却迟迟没有走出门。
他已在军旅中打滚三十余年。北伐时期，他追随刘湘转战川滇；淞沪抗战，他带着独立旅趟枪林弹雨；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派回故乡成都，统辖川西防区。当时这被视为“荣归”，可到了一九四九年冬，这顶桂冠却像铅块一样沉重。
大渡河口失守的消息，比山里寒风还刮得人心发紧。十二月初，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已抵雅安，川西屏障几乎洞开。城市上空盘旋着逃亡的飞机，省府要员和商贾巨贾忙着往重庆、昆明、香港迁移。街头军车来去，百姓却在缄默中搬运柴米，只求少受一场劫火。
司令部里气氛凝滞。一个副官捧着军令冲进书房，轻声提醒：“再不动身，就来不及了。”这句话引来旁人附和，连日来他们或明或暗，都在劝他起义——至少交权，别让弟兄陪着陪葬。潘文华却只是把目光移向窗外，吐出四个字：“且再看看。”
“我太太是军统的。”他在第二天的作战会上突然冒出这句，声线微哑。众人面面相觑——原来真正的包袱在家里。张梦若，当年上海滩名伶，后加入军统特工处，抗战期间辗转桂林、贵阳，专跑西南线情报。与潘文华成婚后，她的身份成了两人之间永远的暗影。
刘文辉已在雅安暗通电台，邓锡侯的部队也与二野私下约法。天平倾斜得如此明显，蒋介石派来的军机更像一条催命符。对潘文华而言，最难的并非政治抉择，而是如何安置妻子——“我若举义，她如何自处？”这是他不愿说出口的忧虑。
夜深人静时，他常想起两年前在北平和周恩来那场雨夜长谈。对方曾平静地说：“你一身血汗，都在这片土地。到那一天，希望你能为百姓再出一次力。”话语不重，却如钉子，钉在心头，拔不出，也忘不掉。
十二月二十六日晚，潘公馆灯火未熄。桌上两份文件，一张飞台北的机票，另一封则是副官草拟的起义通电。烛光摇晃，他久久未落笔。忽然，他抬头，看着围在四周的几名骨干，只说了一句：“剑要出鞘了，谁怕锋刃就快走。”没人动，空气像被扯紧的弦。
他终究还是先向家人动手。次日凌晨，他把一个锁着的铁盒递给张梦若，里头塞满金条与外币。她抬眼望他，轻声问：“你呢？”潘文华低头，像答自己的问：“与城共在。”那一刻，窗外传来远处炮声，沉闷，却让两人都定了心。
十二月二十七日，潘文华乘吉普北上彭县。沿途路口本有炮阵，可炮口低垂，士兵席地烤火。有人招手高喊：“将军，解放军就在前头！”他放慢车速，返身叮嘱护卫：“枪口朝下，别惹事。”午后抵龙兴寺，一抹苍黄色的夕阳照在青砖灰瓦，刘文辉、邓锡侯已等候屏息。
三位川军旧将没有寒暄，也无握手言欢，只把目光投向桌上的电报机。斟字酌句，一封“和平起义通电”在傍晚七时发往北平中共中央，随后又电告各县市部队停止抵抗。同日深夜，二野先遣部队踏入成都城门，街头一片寂静，除了夜风，没有一声枪响。
战祸没有降临，市民松了一口气。中共西南局当天深夜复电嘉奖，翌日公文抵达，称赞“保全成都，功在人民”。潘文华得以保留军衔，改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分管地方善后、文化保护、老兵安置等事务。对一位出身川军、曾挂青天白日勋章的老人，这已是宽厚安排。
他搬进文化宫附近两层小楼，推掉哨兵，留下老仆一人照料。街坊常见这位背微驼、步履稳重的老人拿着卷宗，在青羊宫外的石凳上写写划划。有人上前致意，他点头示意，不多言。市戏曲院一次被提议改编传统剧目，他一句话：“川剧别砍柴刀砍到骨头上，留点根脉给后人。”众人遂将“以保留为主、渐进革新”写入章程。
旧日创伤仍如影随形。每逢阴雨，他肩头弹片处阵阵作痛，常被惊醒。军区医院劝他开刀取出，他摆手：“留个念想提醒自己。”一九五〇年六月初，他在一次会上因高烧晕倒，两昼夜后病逝，年五十六。
追悼会设在省体育馆，遗体覆上新中国五星红旗，也摆着他曾穿过的旧军装。挽联写着：“识时定向，艰难自持；解危一城，多活百姓。”送行者中有白发乡绅，也有曾与他对阵的解放军老兵。草木无声，川剧锣鼓自远处传来，像是在为这位在风浪间弃舟踏浪的人收尾，也为成都的安宁添一段难忘插曲。
“我太太是军统的。”这句似是推脱，实则透露了复杂的牵绊。潘文华在个人恩怨、军人信义、天下苍生之间踯躅良久，最终靠一纸通电，让古城免于炮火。个中辛酸谁能尽知？可那一刻的选择，已足够定义他的名字：不求高座，但求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