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二月二十五日拂晓，黔北老鸦山雾气沉沉，黑土里埋着昨夜的炮弹碎片，空气中仍有硝味。山腰处，红三军团十一团的指挥所昏暗狭小，灯芯跳动，映出张爱萍写满血污的面孔。外面枪声零落，他却知道真正的冲锋不过片刻即至。
此刻的十一团已连战多日，步枪机头烫得发红，战士们把子弹袋翻了又翻。张爱萍踱步到门口，眺望山顶，那里升起一缕青烟——那是十团阵地。只要老战友黄克诚抽调一点兵力从侧翼抵住吴奇伟的攻势，兄弟们也许就能多撑一阵。
两年前，张爱萍和黄克诚还在湘黔边的苗寨共住一间火炕。1934年冬夜，木屋失火，黄克诚摸不到厚镜片，在呛人的浓烟里跌跌撞撞。张爱萍破门而入，扯着嗓子吼：“快出去，先保命！”救出人后，他又顶着余火跑去镇上，用两块银元换回一副新眼镜。那一夜，黄克诚握着他的手说：“老张，欠你一条命。”
可现在，欠命的兄弟似乎无动于衷。张爱萍抓起随身警卫就往山顶冲。“老黄，借我一个营，敌人挤得太狠。”他顾不上寒暄，上来就急吼。黄克诚推了推镜框，神情疲惫却冷硬：“防顶峰是军团命令，一兵也不能下去。”张爱萍火气直上：“下面都快见底了！”对方沉默，只回一句：“纪律在先。”山风夹带硝烟穿堂，吹熄了油灯。
怒气无法宣泄，张爱萍甩门而去。午后两点，敌军第五次冲锋，不到三小时，十一团六名营长先后牺牲。三百余条枪只剩一百多根，上刺刀时，很多人已经没子弹。张爱萍将地图摊在脚下，手指压着血迹斑斑的高地，却无兵可调。
与此同时，十团也在塌陷的山脊死守。团长张宗逊腹部中弹仍在前沿指挥，参谋长钟维剑倒在壕沟，黄克诚把两班人马当最后屏障，准备同山头共存亡。可战局并未给他喘息，吴奇伟命炮兵猛轰主峰，石与土一同翻飞，山顶被硬生生削掉一层。
后方四十里外，彭德怀拍案：“老鸦山掉不得！”他调陈赓干部团、彭雪枫十三团急行军增援。夜幕降临，雨丝夹着火星，两支援军翻山扑上阵地，硬生生把突破口堵住。天亮时，敌人尸横沟壑，红军夺回制高点。这是长征途中罕见的大胜，却伴着重价。
三月初的庆功会上，红三军团官兵席地而坐，锅里翻滚的糙米饭无人动筷。张爱萍忽然起身，目光直刺黄克诚：“你昨夜见死不救！”一句话击碎喜庆的空气。有人低头落泪，有人紧握破损钢盔。彭德怀眉头紧锁，沉声道：“咱们军团不许冷血！”随即下令，把十团团长张宗逊调去炊事科养伤，黄克诚则下连学习。
风头过后，战损表汇总到军团部。十团减员亦逾半，弹药仓库只剩七发迫击炮弹。那时红一军团曾电告“敌军已摇摇欲坠”，黄克诚赌的是最后十分钟的死守，而张宗逊战前的口令也未给他预备兵可动。纸面数据像冰水泼在张爱萍胸口，他沉默了许久，才对警卫说：“冤他了。”
几天后，张爱萍走进连队临时医务所，看到黄克诚头缠绷带，正摸黑写战斗总结。他低声说：“老黄，那天我冲你喊话……”“算了。”黄克诚摆手，摘下眼镜擦了擦，“打仗不是拉家常，都得担责。”
时间往前推到1929年，黄克诚在湖南永兴搞地下交通，张爱萍则在川东组织学生。二人几乎同时失去联络，又几乎同时抵沪寻党。彼此命轨在中央特科大楼第一次交错。后来进中央苏区，他们都转做政工，谁也没想到几年后会握枪领兵，站在同一座山头上。
1939年秋，皖南雨季刚歇。新四军正筹建第三师，中央军委电示人选，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的名单出现在公示栏。有人质疑：“这俩人水火不容，你真能共事？”黄克诚把那副厚镜片往上推了推：“我怕的是没有敢拍桌子的人。”一句话，打消了犹豫。
在鄂东保卫战、海门黄海港突击战中，黄克诚沉稳部署，张爱萍屡以奇袭得手。敌酋薮本德秀惊呼：“新四军像幽灵。”其实，正是两位性格迥异的指挥员，用截然不同的节奏织出一张漫天杀网。黄克诚严令“三分主攻七分防”，张爱萍转头就给营长们划重点：“打得猛一点，再猛一点！”矛盾与互补交织，战力由此裂变。
胜仗累积声望，也磨平了当年山头上的尖锐。1945年初春，部队短暂休整。一个午后，黄克诚捧着新配的德国产望远镜，递给了张爱萍：“你骂我那回，是对的。”张爱萍摆手笑道：“要换成今天，我未必还敢吼。”二人相视，无需多言。
1955年授衔那天，北京初秋阳光正好。黄克诚被授予上将，五十五岁；张爱萍获中将，四十六岁。走下台阶，张爱萍探身问道：“镜片划花没有？”黄克诚轻轻敲了敲镜框，笑着回了一句：“还能再跟你上山。”彼此心照，沧桑不减当年的率真。
老鸦山如今静默在群岭之间，少有人记得那场浴血鏖战与随后那场剑拔弩张的“庆功会”。然而，历史的褶皱里，总躺着这样一幕：纪律与情义正面碰撞，热血与冷静激烈交锋。黄克诚与张爱萍的故事告诉后来的人，枪声止息后，部队仍要前行，兄弟仍可并肩，只要都守得住心中的那面军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