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的一个清晨，香港皇后大道的茶楼里，一位五十出头的客人推开木门，他神情沉静，拂去肩上的薄尘，把一张粤汉轮船票压在茶盏下。堂倌只听到一句轻声：“从今以后，我只是徐先生。”此人正是当年在上海、南昌、广州、百色四度举旗的徐光英。那一张船票，意味着他要在历史舞台上做一次华丽转身。
1898年，徐光英出生于广东潮州一个书香兼商贾家庭。父母望子成龙，送他先学私塾、后进新式学堂，十来岁就能写一手端正欧体，乡人称奇。可这位少年并不满足于做盐田间的老板，他想看看天边更大的世界。
1917年，东南沿海风高浪急。十九岁的徐光英挤上一艘法国轮船，漂洋过海赴法勤工俭学。在巴黎的留学生聚会里，他遇见了同乡李富春，又在黄昏的塞纳河畔第一次听周恩来谈世界革命。短短数月，他埋首图书馆啃《阶级斗争》，又钻进军校研究枪炮射角。三年后，他远赴马德里炮兵学校，拿下西班牙陆军博士的头衔，成为旅欧华人中罕见的军事才俊。
1921年，巴黎的寒冬夜里，他与赵世炎等人秘密碰头，建立法国共青团支部；翌年，他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言落款用的是“郭思宁”——这是他早年的化名。对于组织，他交出过全部报国的信心，也把自己毕生所学押在那面尚在孕育的红旗之上。
1926年春，他接到莫斯科的电报，立即启程回国。那时的上海工潮迭起，江边仓库、石库门里弄，每晚都有人写大字报、送传单。徐光英经李立三引荐，进入刚组建的中央军事部，很快参与策划同年10月的第一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黑夜里他带着几百名骨干潜入闸北。这一仗虽未夺得城市，但推进了工会的控制权，他被列为“中央紧急军事委员会委员”，年仅二十八岁。
随后两个月，第二、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紧接着爆发。徐光英身披短呢大衣、手拿最新制式的“毛瑟C96”，在弄堂里指挥青年工人搭路障，制造简易手雷。有人事后回忆，他看似温文，但下令冲锋时语速极快：“跟紧，背后有我。”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炮声震耳。叶挺主力从八字桥突击，徐光英负责西门一带火力封锁。那晚他只睡了二十分钟，战至天亮仍挺在最前线。南昌起义余波未平，12月的广州再燃战火，他又随张太雷指挥城防。四次大规模起义，几乎无缝衔接，党内能有如此纪录者，唯徐光英一人。
辉煌背后，却横生波折。南昌起义后，他临时兼任汕头公安局长，三名劫匪抢盐仓，他按军法就地枪决。广东省委认定“乱用武力”，给他留党察看一年。这是第一次重罚。几个月后，广州起义失败，省委会上，有干部指责“军事指挥松懈”，包括徐在内数人被开除党籍。次年党中央复查，责令“纠正处分”，文件虽出，可打击已深。
1929年夏，百色起义潜酝酿。徐光英受广西军政要员俞作柏委托赴越南购机，可撤退途中红七军损失惨重，钱款全退俞家。广东局怀疑他私吞，要求交出余款。俞作豫亲自作证仍难洗嫌疑，他苦笑：“党让我去天空借翅，怎知落地摔折双臂。”三度委屈，终于击穿了信念防线。1930年春，他只身赴香港，在上水口岸递交了退党声明。
港岛的十年里，徐光英身份几经转换：一会儿是《民声报》主笔，一会儿是第三党干事，不久又成了国民党少将。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南宁警备司令，手握重兵，却常把军械悄悄转运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广西的一纸公文里，他列名“暂编第九十师顾问”，俨然蒋系干部；可“误发”货单上的枪支，却总有一两成找不到去向。
一次深夜，旧友秘密来访，问他何时彻底回归。楼下浪拍堤岸，他摇头轻叹：“兵在手，心在那边；可惜棋盘未摆平。”短短一句，话里有话，却无人敢深问。这样左右逢源的平衡术，他一撑就是十四年。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国共局面愈发胶着。戴笠空难的丧钟敲响，同僚私下议论“天要变了”。徐光英旋即递交退役申请，理由是“积劳成疾”。他没有带走妻子彭碧吟，也没抱走一岁的小儿子，只是把家宅改建为“念慈园”，托付兄长照看。熟人都说他无情，他却答：“家在故土，才最安全。”
三年后，内战临近尾声，他留在港岛，维持低调商人身份。1950年土改，潮州地方政府将徐家列为“官僚地主”；两年后，文件又改为“港澳工商业人士”，成因扑朔。更耐人寻味的是，汕头港务局保留了他十年前上报的暗号电台，直到抗美援朝后才拆除。
长期的雾中行走，终究要有结局。1984年9月，徐光英病逝香港圣保禄医院，享年八十五。港媒登讣闻，只写“徐光英先生，法国陆军博士”。然而外界注意到，香港中旅社连夜接待一批北京来客，他们以私人名义为徐处理后事。官方档案查不到他的党内职衔，却有一张盖着中联办旧章的悼词：“徐光英同志，革命事业终身奋斗。”
为什么一位脱党多年的国民党将领，离世后能获如此规格？最流行的说法是，他其实始终保持与周恩来、叶剑英的秘密联络。周、叶二位对港澳情报线格外看重，四次起义锻炼出的组织能力，正好用得上。有意思的是，徐光英曾在日记里留下一句西班牙语“Leal hasta el final”（忠诚到最后）。外间无人能确定这句“忠诚”投向何方，但北京方面的举动，透露了答案的一角。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提到，父亲常用老战友的故事教育子女，“革命队伍里，有些人需要隐姓埋名一辈子。”书中唯独点到“法国留洋的徐某”，笔迹旁批注“忠骨”。结合时间与经历，读者无不把此“徐某”与徐光英对照。
遥想1926年的弄堂枪火，1930年的茶楼船票，再到1984年的万籁俱寂，一条斑驳隐秘的曲线贯通半个世纪。徐光英像一个在雾中行走的人，时隐时现，可每次抬脚，都踩在大时代的节点上。人们无从得知他在港的另一重使命是否真如传闻，但可以确定，他是唯一在四次重大起义中都留下身影的中共高级将领，也是少数在离党阴影中仍被“看见”的异类。历史的微光有时会被风吹灭，却总有人默默守着灯芯，直到最后一刻。徐光英，也许正是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