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就是史可全的病房。半个月前，他被诊断为冠心病复发，安排住到将军病区。初来乍到，他就发觉邻室与众不同：守卫单独站岗，连护士推药车经过都要通报。老兵的直觉告诉他，那里面躺着的，极可能是昔日的故人。
两天后，门缝里闪出一道虚掩。史可全扶着扶手探去，只见斜倚病榻的苍老背影，骨瘦如柴，却仍挺直。那一瞬，他心口猛地收紧——这分明是彭德怀。多年来埋在记忆深处的称呼涌到嗓子眼：“彭老总！”
回到病房，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护士提醒他按时服药，他摆了摆手，径直挪到阳台，像守夜人一样死盯那道门。护士劝，他摇头；战友来看，他装睡。十一月的寒风灌进来，他硬是不肯合上窗子。
二十多日过去，木窗上起了冰花。就在前夜，院里忽然加强警戒，人进人出噤若寒蝉。史可全心底隐隐觉得不妙，却没人告诉他真相。直到一个实习护士悄声道：“史老，隔壁……走了。”说完便红了眼圈。
消息像锤子。史可全的餐盘自此原样端回。滴水不沾。他仰躺床头，干巴巴地望着天花板，嘴里不停念叨：“还欠他一顿饭呢。”医生焦急，女儿苦劝，全无用处。
时间往回拨回到1927年夏天。湘鄂边，溽热难当。那时的史可全三十五岁，在石首县一间杂货铺隐藏身份，给段德昌做秘密交通。他第一次给彭德怀送信，就是那年。夜色里，彭德怀压低声音：“老哥，代我问段军长好。”他那句“老哥”，让原本腼腆的史可全心头一热。
之后的岁月，枪声连天。马日事变、南昌起义、洪湖转战，三人或聚或散，靠信使维系。1932年，史可全年过四十，却执意跟着红三军走上战场。枪打不动了，他就去管粮草。兵荒马乱，能让战士吃上热饭，比端枪冲锋更要命。
1938年初春，晋西北的山道泥泞不堪。许光达急电：“速来二军分区，缺一个供给部长。”史可全背起行囊，放下了刚批下来的延安学习名额。一路颠簸，他咬牙认下重任。日军“扫荡”带来的饥荒，让当官的也常常空着肚子熬夜。可有一次，得知彭老总要来，他还是拍着胸脯保证：“包我身上。”
他带着两个小伙子在河沟里摸鱼，挨饿的身子泡在刺骨河水里足足两小时，捞起一网兜小鱼。那碗清水煮鱼端上桌时，彭德怀愣住：“这年月还能吃上这口？”许光达笑指旁边，“老史的手艺！”彭德怀握住他的手，粗声粗气道：“老哥，你可真有办法！”
三国的将养士气靠帐下名厨，西北野战军却靠这位鬓白的供给部长。此后几年，每逢彭德怀到部队，史可全总要把最好的一点口粮攒下来。二人一见面就开玩笑：“老哥，下回我想吃点肉。”“解放了请你吃烤鸭！”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的礼炮震天。可两人又分飞：彭德怀奔赴西南，史可全留在西北。漫长的建设年代，他们隔着万里频频通信，却始终未能同桌吃那句玩笑中的烤鸭。
时间来到1965年，彭德怀因所谓“彭高”问题被审查，后被安排到四川三线工地养病。消息传到兰州军区，已经六十多岁的史可全写信想探望，被婉拒。他理解，却难掩心酸，“总会再见”的念头成为支撑。
然而再见竟在病房。1974年，彭德怀因膀胱癌住进301医院。史可全恰因旧病住进相邻病室，命运仿佛有意安排，却又残酷至极。一个半醒半昏躺在病榻，一个在走廊颤巍巍行军礼。谁也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会餐”时刻。
老总逝世后第三天，史可全腹中空如鼓，仍死扛。第四天下午，他忽然坐起，声音沙哑却带着倔强：“我要吃烤鸭！给我烤鸭！”医护人员一愣，赶忙向院外联系。很快，一只热气腾腾的烤鸭被送到床前——是彭绍辉亲自派人备的。
他抚摸那层酥皮，眼圈猝然通红。随后拖着输液架，踉跄站到阳台，面朝那间已被封存的病房，双膝重重磕在地砖上。“彭老总，这顿饭……算我请您了。”话音颤抖，随风散去。
护士们不敢打扰，只见他低头撕下一小片鸭皮，放入口中，细嚼慢咽。泪水与油脂一同滑落，仿佛把四十多年的战火硝烟都咽下肚里。那夜，他终于肯喝了粥，算是完成对故人的最后守诺。
翌日清晨，京城仍覆着薄雪。史可全在睡梦中含笑而逝，床头那只吃剩半只的烤鸭，油光尚未干。医护悄悄收拾遗物，在他枕边发现一封泛黄的信——落款是二十年前的彭德怀，寥寥一句：“老哥，待凯歌归来，再饮。”
也许，另一方的宴席已经摆好；也许，老哥早已赴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