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北京玉泉山空气格外清冽。陪同浦安修来访的工作人员回忆，老人在车上默不作声，手里却始终握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那是她近几年为《彭德怀传》整理的资料。车停在聂荣臻寓所门口，她深吸口气：“我得替老彭问几句。”这句话，既像自我激励，也像向岁月讨还的誓言。
门打开，聂荣臻拄着拐杖迎出来。两人四目相对，沉默良久。泪水先在聂帅眼眶里打转，他沙哑地说：“老彭功劳大，可也有不足啊。”一句话，把两位耄耋老人的思念与惆怅引向了1930年代的湘赣边。那时，彭德怀是红三军团长，聂荣臻是红一军团政委，两人常在军前帐内磋商战机，亦兄亦友，生死与共。
回首再远一点。1902年10月24日，彭德怀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佃农家庭。粗茶淡饭的童年锻出他日后咬牙死磕的韧劲。1928年，他在平江城头打响起义第一枪，出师不过两千人，面对的却是国民党数倍重兵。有人劝他观望，他一句“干革命还怕死？”扭头上马，城门大开。正是这种性情，让他日后在长征和抗战中屡建奇功，也让“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评价响彻军中。
然而，性格的锋芒往往是一柄双刃剑。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刚翻过乌江，聂荣臻就曾拉着彭德怀小声提醒：“话要留三分。”彭德怀摆手：“让他们骂，我只信事实。”这种“不让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达到顶点。会上，他措辞激烈，上书《意见书》，直指“大跃进”虚报浮夸。文章没写一句私利，却如惊雷震动庙堂，也把他推向风口浪尖。
1965年，彭德怀赴大西北考察三线建设，身体已显疲态。同行者回忆，深夜行军路上，他扶着马鞍说：“趁我还能走，多看一眼祖国山河。”这种火焰般的执拗让人动容，却也让健康透支。1974年11月29日凌晨2时35分，72岁的彭老总在北京逝世。灵柩覆以八一军旗，他生前最爱的一身旧军衣被整齐铺于胸前。
浦安修只来得及在殡仪馆看他最后一眼。此前七年，他们未能见面。她在挽联上写下“生为国家，死亦为公”，亲手点燃一炷清香。那之后，她像接过接力棒般投入整理遗稿、收集口述，誓言让后人读懂丈夫的赤诚。正因如此，才有了那次拜访聂荣臻的一幕。
聂帅让秘书把客厅窗帘拉开，晨光洒在墙上一张老照片：1950年10月，志愿军誓师，彭德怀昂首阔步，聂荣臻在一旁敬礼。那年彭德怀48岁，聂荣臻49岁。对镜头的排斥使彭德怀只留下寥寥影像，但那沉稳而锋利的眼神，仍透出“万里赴戎机”的决绝。
浦安修打开笔记本，记录下聂荣臻的回忆：平江起义前夜，彭德怀曾对部下说，“要么成功，要么给革命添把草。”解放后，他对部属动不动就拆除自己画像：“别神化个人。”朝鲜战场上，“谁也不准喊我‘万岁’。”对生活待遇，他要求与普通官兵同锅同灶，出差自带旧搪瓷缸，宁肯啃冷馒头也不吃特供食材。许多年轻军官暗自嘀咕，“彭总是不是太较真？”但正因这种较真，才有了青川江畔“钢少气多”的奇迹，才有了长津湖的鏖战。
谈到“不足”，聂荣臻提到了两件事。其一，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风云诡谲，彭德怀直言“内战必败”，不愿掩饰观点，引来非议；其二，1959年庐山，他没有采取更柔和的方式，结果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聂帅叹息：“他心里装的只有国家，可说话像炸药，一点即着。”说到此处，老人用手背蹭了蹭泪，“但若没有这样的人，谁替咱们扛枪？”
“彭总的笔记能救时弊。”聂荣臻嘱托浦安修，“你一定要保住。”这一建议后来成为《彭德怀自述》的章节骨架，许多珍贵材料赖以留存。
1984年，《彭德怀传》付梓前夕，编审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稿件讨论会。老战友杨成武提议加入彭德怀1950年11月夜访前沿的故事：冰霜夹雪，敌机低飞，他脱下棉衣盖在重伤员身上，转身就钻进侧沟指挥作战。此细节经浦安修确认后被保留，读者至今念念不忘。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收录了他的几句临终嘱言：“档案是给后人照镜子的，别抹粉，也别涂污。”这与他生前反对弄虚作假的立场一脉相承。
彭德怀从不为己求生，亦不为己留名，却在死后成为军中后辈研读的范本。1986年，国防科工委在总结“两弹一星”经验时，聂荣臻再次提到彭德怀：“如果当年没有他的拍板，导弹试射要晚好多年。”说罢，他用拐杖重重敲了下地板，声音里有钢铁般肯定。
回到那场拜访。告别时，聂荣臻站在台阶上，微微抬手，目送浦安修的车驶出柏树林。晨雾渐起，白发被风吹乱，他轻声自语：“老彭，这回该放心了。”无人应答，唯有枝头残雪簌簌坠落，似答似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