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的北平城已是料峭春寒。刚刚完成和平解放谈判的刘伯承，披着一件旧呢大衣走进作战室，这位老将心里惦记的却不是陆地战局，而是正南方那片滚滚江水背后的辽阔海疆。渡江行动迫在眉睫，可解放军手里连像样的舰艇都没有，海军建设成了急需补上的一课。
与此同时，在南京江面上，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正踱步甲板。被战火推到十字路口的他，既不愿再为溃败的旧政权陪葬，又对彼岸红旗心存试探。两年多来，他的座右铭始终是“船在人在，船亡人亡”。此刻，舰队的命运其实悬在一句“去”与“留”之间。
4月20日晚，解放军炮火划破江面。林遵在旗舰上连夜召集军官，反复掂量是“打出去”还是“掉头”。思忖到部下的生路，也想到自己身后那面写着“林则徐家风”的门匾，他在灯下签下了起义命令。3天后，25艘军舰悬挂白旗驶向北岸，这便是后来史书称颂的“横江而来”一幕。
泰州白马庙里，刚刚成立的华东军区海军正忙得脚不沾地。张爱萍手里的海军编制表一片空白，见到林遵率舰抵达，他心中既高兴又发愁——喜的是终于有人懂舰炮雷达，忧的是如何让这些“原军人”迅速融入新体系。经过反复斟酌，张爱萍在第一份海军建设方针里写下了“团结原海军人员”七个字，尤其对那个“原”字，他斟酌了整整三天。
摩擦很快出现。起义舰队刚靠岸，张爱萍派出的接管小组要求水兵凭证上下船，林遵却坚持旧例，大声嚷道：“海军自有海军的章法！”冲突的导火索是一个顶撞哨兵的水手。按照我军惯例，政工干部和他促膝长谈，还给他解开了手铐；可林遵坚持“军纪不容更改”，态度强硬。
张爱萍决定亲自登舰。他先以北伐老兵的口吻寒暄，又顺势谈到“政治腿”“技术腿”的比喻，劝林遵别让舰队再独来独往。林遵摇头：“海军需高中以上文化，陆军插手，只会添乱。”张爱萍知道，礼让三分是为了大局，只得暂时压下火气。
僵局持续到五月。张爱萍想到南京的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便向这位“军神”求援。一天傍晚，刘伯承在总统府旧址接见林遵。门外的石狮子默默注视，屋内气氛却有些剑拔弩张。“刘总长，舰船是我带来的，海军当然应由我指挥。”林遵的口气毫不含糊。刘伯承推了推眼镜，沉声回应：“解放军的司令，必须首先听党指挥，你可做得到？”这一问，屋里安静得能听见钟摆声。会谈结束，刘伯承对张爱萍只吐出一句，“若让他当总司令，那就丢了根本。”
毛泽东也在关注这场“海上磨合”。8月28日夜，他在怀仁堂接见起义将领，言辞诚恳：“科技要靠诸位，新同志要虚心学；可政治必须统一，才能航向一致。”有人说，毛主席那晚用了“航海”一词，而不是“行军”，足见他对海军期许之高。
为稳定局面，中央批准林遵担任华东海军第一副司令员，行政序列仅次于张爱萍。名义上风光，实权却受制于集体领导。张爱萍随后挖掘到多名老海军专家：胡德华教导航，萧劲光管后勤，罗瑞卿帮助抓政工。技术培训班在江苏江面的小炮艇上开课，17名陆军战士穿着肥大的水手服，跟英国回来的教官学习舵机与声呐，场景既滑稽又庄重。
有意思的是，苏联军事顾问团到来后，一开始站在林遵一边，认为正规海军必须严格等级。可不到半年，他们也惊讶地发现，这支“半路出家”的队伍靠着思想动员与土法炼钢，竟把几艘老舰修到能夜航射击。顾问团随即转口，要求学习“政治工作模式”，场面颇耐人寻味。
1950年初夏，第一期海军学校毕业典礼在吴淞举行。林遵走上讲台，望着台下那排稚气未脱的学员，声音低了八度：“你们的身份，是人民海军军官。”一句话说完，他久久未再发声。有战士悄悄记下，那天林遵脱帽行礼，眼圈微红。
此后数年，林遵先后主持江南造船厂改造、舰炮训练大纲拟定，还把英国学到的海图测绘方法传给年轻军官。可每逢遇到涉及指挥权的议题，他仍不时流露出往日傲气。1955年军衔评定，他被授予少将，排位在多名起义将领之前，却依旧与海军司令的宝座无缘。从此，他性情愈见沉默，常独自一人站在码头抽烟，目送军舰远航。
“技术人员的心结要慢慢解。”张爱萍多年后回顾初创艰辛，仍对这段故事耿耿于怀。若没有彼时的艰难磨合，或许就没有后来西沙、南沙的劈波斩浪。一支现代化海军，终究需要螺旋桨与信仰同步运转，这一点，刘伯承当年那句“那还是人民海军吗”早已说得明明白白。
回到最初的渡江夜色，江风吹皱水面，也吹散了许多个人恩怨。林则徐曾在虎门点燃万箱鸦片，林家后人则在长江点燃另一场转折的信号弹。历史没有浪漫假设，却给了后来者一个启示：舰炮可以缴来，船只可以接收，但唯有认同与担当，才是人民海军真正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