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深秋，郑州老红军座谈会上，李天佑端着盖碗茶，忽然抛出一句：“那年洪洞城下，我被临时拉去‘救火’。”茶香升腾，屋里瞬间安静，所有人的思绪一起飞回二十二年前的晋南。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红一、三军团迅速合编。番号的取舍来得干脆：红一军团恢复，红三军团取消，原三军团大部分官兵改编为红四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一个来自红一军团，一个是三军团的“旗帜”，从那一刻被捆在一条绳上。
新旧作风的摩擦随即出现。红一军团讲究严密编制、雷厉风行；三军团自称“流动的猛虎”，喜欢灵活机动。有人打趣，厨房里一把东北大勺碰上江西铁锅，“吵”是难免的。为尽快融合，彭雪枫提议共同训练，陈光干脆要求全师同时换装、统一号谱。两种办法皆有道理，却谁也不让谁。
1936年2月，为策应红军抗日主张，总部决定渡河东征。四师担任前锋，目标直指山西临汾—晋城一线。首长在会上要求“猛烈发展红军”，并透露：若兵力成规模，不排除恢复红三军团番号。三军团老人听得精神一振，连夜写下“恢复三军团”的黑漆大字挂在驻地窑洞口。
到达晋南后，扩军工作进展迅速。短短一个月，四师人数从三千增至近五千，晋南青年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为迎合当地口音，号手专门练了“二分高调”的号谱，声调尖锐，足以穿透城头的枪炮声。
3月中旬，部队兵锋指向洪洞。县城守军不足一团，却有数门山炮、十数挺重机枪，占尽城墙高度优势。四师缺乏攻坚火力，只能依靠爆破筒和云梯。陈光认为城防薄弱，“只要敢打，就能一夜拿下”；彭雪枫却估算损失，担心“拼光骨干，恢复番号成空谈”。
激烈的夜战从黄昏打到子夜。冲锋号一次次响起，但炸药包屡屡被城头机枪扫落。损失逐渐扩大，干部伤亡比例偏高。凌晨两点，彭雪枫果断命令号手吹收兵号，准备撤出火网。就在同一刻，陈光冲到前沿，大喝：“冲锋号再来！”号手一时愣住，战壕里竟同时响起两种截然相反的号音。短暂混乱之下，基层连排不知所措，攻势被迫中断。
拂晓，部队撤回城外榆林村。点名结果触目惊心：伤亡近四百，连主攻连长也被炮弹震晕。会议室里，彭雪枫摊开统计表，沉声道：“师里十九名爆破手牺牲，代价太大。”陈光脸色铁青，抬头反问：“再给我半天，他们的血就能换下城池。”一句话，再次让气氛凝固。
争执没有止于当晚。随后几天，只要开会，两人就针锋相对。如何补充兵员、是否立即再攻洪洞、号谱究竟先响哪一段，几乎没有共识。久而久之，矛盾上升到影响士气。团以上干部私下议论：“主官不合，兄弟们心里没底。”
4月初，总部派人赴前线核查。报告很快传到保安司令部，毛泽东、彭德怀审阅后作出调整：陈光、彭雪枫双双离开四师，调总部学习和休整；李天佑任师长，黄克诚任政委，以求稳定军心。命令下达时，两位当事人都很平静，陈光只说了句“战士辛苦”，彭雪枫点头回敬“保重”。
士兵们抱着行囊目送两位长官离队，没有欢呼，也没有埋怨，只有嘹亮的号声。值得一提的是，从那天起，四师统一使用了新的号谱：冲锋、收兵、集合、就餐一律明文规定，不再允许临场更改。
陈光后来转任副军团长、代军团长，先后历经山东、东北诸战场，仍保持剽悍作风；彭雪枫进入红军大学深造，抗战爆发后赴豫皖苏创建新四军第四师，留下“智勇兼备”的口碑。两人退场方式相同，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洪洞之战的战术得失早被后人剖析无数，但那场号音冲突暴露的不只是战场判断，更折射出长征后部队大规模整编的阵痛：不同传统、不同思维被迫快速融合，摩擦在所难免。指挥链一旦出现分歧，前线执行就会紊乱。李天佑在1958年的那杯茶里，尝出的是汗水，也是教训。
军中常说，“号音统一，枪口才能一致”，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是无数鲜血写下的铁律。洪洞城外的那夜，对冲的号声终成回忆，留给后人的是比城池更珍贵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