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下旬，京城的寒风裹着雪粒子直往脖子里钻，新政府的礼花味还没散尽，“反腐”两个字已悄悄写进了中央文件草案。彼时在沈阳军区所属的一家综合医院里，当着会计股股长的毛万才，日子过得算不上阔气，却也比过去在西安做地下交通员时踏实不少。谁料一件狐皮大衣与一块瑞士手表，会把他推到风口浪尖。
事情得从1950年初说起。毛主席结束对苏访问后，顺道巡察东北，与地方干部谈到“奢靡之风”时皱起了眉头。3个月后，中央文件下发，“三反”运动正式启动，东北很快组织了多支“打虎队”。一封“秘密来函”送到沈阳分队案头：某医院会计股股长出手阔绰，新置毛毯、大衣，左手腕还晃着进口表。这人是谁？名叫毛万才。
调查组翻账本、查出入，数字倒没大问题，可无法解释那件大衣与手表的来源。一位年轻干事忍不住嘀咕：“工资不到百元，哪来这么豪？”于是将毛万才隔离谈话。
屋里炉火噼啪。干事开门见山：“交代吧，钱哪来的？”毛万才沉默片刻，只吐出一句：“三哥给的。”对方一愣，追问：“三哥是谁？”毛万才抬头：“毛泽东。”对话不到十秒，屋里温度却像突然降了十度。
没人相信眼前这个普通中年人会是领袖堂弟。毛万才拿不出凭证，只能被列为“重点嫌疑”。隔日清晨，妻子庞淑仪抱着一沓旧信匆匆赶来，其中一封信纸略黄，抬头写着“泽青弟：”，落款却是遒劲的“泽东”。打虎队小组长手心全是汗，连忙将情况上报。
此事虽平息，却引出了外人不知的另一段经历。毛万才，本名毛泽青，1916年生于韶山冲，同辈十弟兄中排行最小。父亲早逝，母亲拉着他和哥哥毛泽连沿门讨饭，小小年纪便吃尽苦头。1936年，他翻越秦岭抵达延安，第一次见到心中仰望已久的三哥。窑洞里，油灯摇曳，毛主席递给他一把手枪。“干革命，枪杆子是命根。”当晚他睡得极香，枪就枕在头旁。
抗大求学、陕北印刷厂练技术，新疆之行又痛失四哥毛泽民。为了躲避敌特，组织给他化名“毛运才”。从此十多年音讯全无，连故乡也以为他已客死他乡。直到1949年夏天，西安解放，他才以副连级身份公开亮相。妻子庞淑仪抱着孩子一路找来，埋怨声里带着喜泪。
1950年底，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久别的堂弟。简陋的餐桌摆了四道家常菜，苦瓜最打眼。“苦中有味。”主席夹一筷子放他碗里，又将一件狐皮大衣、300元路费与一块瑞士表塞给小弟。“回韶山看看老屋，表拿去算是留个纪念。”几句家常话朴实，却承载了兄长深意。
可兄弟的心思不在显摆。回沈阳后，他把手表锁进抽屉，大衣也只在探亲路上穿。妻子提醒：“别招眼。”奈何“打虎队”眼尖，加之当时群众普遍节俭，这点“不同”就像灯下黑里的一点火星。若非亲笔书信，那两件礼物差点让他挨枪子。
风波过去，组织将毛万才调到抚顺市政公司。新岗位繁杂，收入却不高，两个孩子接连出生，家里愈发拮据。1958年毛主席来抚顺视察，本想顺路看弟弟，结果孩子高烧，夫妻俩耽搁未赴会晤。两天后读报方知真相，一家人悔得直叹气。
三年困难时期，毛万才把补丁摞补丁，连烟都戒了。他患上心脏病，死活不肯进高级病房：“咱是普通职工，不能搞特殊。”好友顾广生急得直跺脚，只好私下向院党委说明身份。领导批准，他才短暂住进去，又很快要求转回普通病房。
1970年代初，单位分房，他先后推辞两次。直到孩子实在挤不下，他才勉强接受两间小屋。邻居们都说老毛古怪，可没人知道他心里那根弦：不愿给三哥添半点麻烦。
1976年9月，噩耗传来。毛万才握着收音机，眼眶通红，却站得笔挺。身体原因，他无法赴京，只写了一封信：三哥，一路走好。信封最终收在抽屉最底层，跟那块早已停走的瑞士表放在一起。
1981年冬天，毛万才病逝。安葬那天，抚顺街头飘着小雪，妻子庞淑仪替他把珍藏多年的大衣捐给了工人俱乐部，“可别放进棺材，那是组织的关怀。”此后她天天清晨扫街，左邻右舍偶尔劝她休息，她总摆手：“给首长丢不起那人。”
回看毛万才的一生，荣光与平凡交错。革命年代，他隐姓埋名，单刀奔波；和平岁月，他守账本、抠算盘，清瘦如昔。那件大衣、那块手表，本是兄长的一份惦念，却差点成了横祸。历史有时就写在这些细节里：一只表、一封信、一句“这是毛主席送我的”，足以分出忠与贪、生与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