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的一天，北京的春寒尚未散去，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九届一中全会正紧锣密鼓地计票。众目注视之中，一位身材魁梧、脸色略显焦躁的中将，没有等来属于自己的那张写着“政治局委员”的纸条。就在一年前，他还肩负守卫首都的重任，被誉为“京畿第一哨”；那一刻，命运却像拨动弦线，曲调骤变。
温玉成为人熟知，是从朝鲜战场开始的。志愿军第四十军一度伤亡巨大，1951年4月，军委空降年仅三十多岁的他填补军长空缺。彼时正值第五次战役序幕，他带着简短训令走进指挥所：“不管多难，阵地要给我咬住。”三年鏖战，四十军共歼敌四万余人，外国记者把那支部队列进“最难缠的东方军队”名单。回国授衔时，他的资历并不炫目，解放战争期间长期只是师长，却一跃获中将，颇让同僚侧目。
功劳簿上的光环为他开启另一扇门。1955年授衔后，他被调到广州军区当参谋长，随后升副司令。十三年南疆岁月，他与两广水网和山地打交道，把后备部队训练得像正面主力，时任总参谋部巡视组写下评价：“兵要练到能拉出来就打得胜。”这句话日后成为广州军区训练口号。
1968年春，中央高层需要一位既有战功、又未卷入派性泥潭的将领，来填补北京卫戍区司令的空缺。周总理拍板：“调温玉成进京。”不久，他又被列入军委办事组，同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一起处理军队日常事务。那一年，普通北京市民常在长安街看见一位中将骑着吉普四处巡查，嘴里叼着未点燃的香烟，神情专注，不少士兵暗中称他“温大胆”。
可惜政治舞台总不比战场简单。首都交通瘫痪、珍宝岛枪声骤起、“样板团”轰轰烈烈——三件棘手任务同时压到他肩上。办事组里气氛微妙，黄、吴、叶几名老资格空军、总后系统的大佬互为依仗，新来的“南边参谋长”难免“话少事多”，慢慢显得抬不起头。“他不大爱争，也不会拉山头。”一位知情者多年后回忆。
对他不利的另一道暗流，在广州军区同僚的选票里悄悄流淌。九大后酝酿中央机构名单，政治局扩容，办事组几乎人人有份，唯独温玉成得票偏低。吴法宪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有人嫌他不懂配合。”这“配合”二字，背后却是复杂得多的暗号——谁站在哪一队，谁对谁保持沉默，都是政治嗅觉的考卷。
落选即刻带来连锁反应。江青提出：“让他离开卫戍区。”林彪当面语气平静：“去西南吧，先干一段时间再看。”于是，1970年初夏，他接到命令：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非党委成员，分管后勤。履新当天，他拎着旧行李箱，站在成都机场跑道上，环顾四周，自嘲地对迎接的值班参谋笑了笑：“北京的雾霾没带来吧？”一句玩笑藏着百味。
在成都的日子并不好过。没有党委席位，他的公事包常被冷落在会议室外，许多电报都由秘书事后转告。出于谨慎，他坚持每日在营区巡视，和基层干部摆龙门阵，也把自己关在宿舍翻看《战争论》，仿佛回到北满余雪未化的岁月。这份低调并未带来安全。1971年9月，林彪叛逃，温玉成因与办事组的旧日关系被立刻停职隔离。
八年审查，是这位老兵最难熬的战役。无数材料被翻检，他的“罪状”却始终扑朔迷离。有人说他“给江青递条子”，有人指他“盲从黄永胜”，更多人则摇头——这人有什么心计？1975年的一次谈话会上，他低声对调查员说：“我只想当个兵，怎么就错了呢？”无奈的是，档案里只见签批与批示，唯独缺一张白纸黑字的定论。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春风终于吹来。中央军委复查组对他做出结论：个人在极“左”年代配合上出现严重偏差，但无重大政治问题，不予处分。1979年，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安排离休。走出阴影那天，他穿上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拍着车门对老警卫员说：“活着回来，不算输。”
温玉成此后极少在公开场合谈自己遭遇，只说一句“前事不提”。然而熟悉内情者都清楚，他最大的遗憾仍是那张被搁置的政治局选票。如果当年他能进常委序列，或许会书写另一版传奇；但历史没有假设，只有注脚般的档案。战功赫赫，却因不会周旋而坠落，这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不少军人共同的命运缩影。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他留下的战史资料仍在军科院反复引用。四十军五圣山反击、金城突围等战例，至今被标注为“中型集团军防御反突击典型范例”。教学演兵沙盘上，那些红蓝棋子被摆来挪去，年轻军官们或许不知道，背后指挥者曾以37岁的年纪指点江山，也曾在风雨飘摇的京城扑灭流血冲突。历史对他的考验，不只在战火，更在风云诡谲的政治旋涡。
有人评价他“锋芒毕露，却从不藏刃”，这或许也是光芒与危机同生的原因。京城与西南、授衔与审查、荣光与黯淡，十二年的起伏铺开一条折线。温玉成默然地走完军旅后半程，留下一个深刻提醒：沙场的刀枪有血可擦，庙堂的风雨却无痕可觅。
1989年晚秋，他在成都病榻前握住老搭档的手，低声说：“天下太平，对军人是好事。”说罢长叹，转头望向窗外桂花纷坠。院子里新兵把落花扫得干干净净，没人知道他们的元老曾在京华最高的塔楼下等待一张却未等到的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