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日傍晚，北京西单旧楼的灯光比往常更亮，中纪委研究室的窗户透出一片微黄。陆定一刚把署名信发出，信封还带着油墨的味道，复查瞿秋白案的序幕就这样被拉开。走廊里寒风直灌，文件袋撞击门框，声声作响，谁都知道一份沉甸甸的历史悬案要被重新翻检。
那封信为何来得如此急切？因为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递上求助，也因为学术界一篇题为《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搅动风云。文章作者陈铁建没料到，自己几千字的分析竟令电话不断响起，有人劝他“慎重”，有人劈头盖脸批驳，更有人暗中递来资料。片刻之间，《多余的话》从出版界的冷门手迹摇身一变成为公众议题。
追溯争议的源头，要回到1963年。那一年，《评李秀成自述》刊行，社会舆论忽然刮起“晚节不保”之风。李秀成和瞿秋白，这两个原本不在同一时代、不同阵营的人物，被硬生生放在了同一张牌桌。有人抬出国民党《社会新闻》1935年的旧报样，指着铅印说：“看，这就是瞿秋白自首的证据。”疑云自此弥漫。
真正让人摇摆的，并非那篇文章本身，而是它的传递渠道。瞿秋白逝于1935年6月18日，枪声响起之前，他只提了一个要求——把狱中稿件带出去刊行。结果，《多余的话》最先竟出现在国民党中统主办的报纸上。试想一下，在那样的敌我对峙年代，地下党连一封口信都要分多条线转移，一篇万余字长文却能堂而皇之付梓，这确实令人犯嘀咕。
渠道存疑，内容也刺眼。方志敏在狱中写《可爱的中国》，字字激昂；瞿秋白却自称“书生政客”，字里行间多是感伤和自剖。某些干部看完稿子直摇头，觉得“不够硬气”“与烈士形象不符”。1960年代政治空气愈发紧绷，批判口号一天一个花样，《多余的话》被贴上“消极悲观”的标签，很快又加了一顶更重的帽子：叛徒。
杨之华不服。她反复声明：“若是真迹，国民党早就当宝贝示众，不会拖到今天。”丈夫的存稿在她记忆里另有脉络。丁玲却持相反意见，她在延安见过影印本，认定字迹就是瞿秋白的。两位女性的回忆针锋相对，平添几分扑朔迷离。
1954年至1964年间，公安部十三局其实做过系统调查。卷宗厚实，照片、口供、现场图样一应俱全，结论很干脆：瞿秋白被捕后没有出卖组织。但那十年工作成果，被后来的政治浪潮淹没。1972年，正式文件给出了“自首叛变”的定性，许多干部无奈接受，有人偷偷把早年资料锁进抽屉。
1979年春天局面突变。中纪委第八组挂牌，成员名单外界严格保密，却照旧被坊间打听得七七八八。有人夜半登门，塞进一只信封，里面是当年福建长汀驻军的原始哨兵记录；还有人递上照片，对比字迹。陈铁建点燃一支香烟，小声嘀咕：“材料不拿出来，怎么说服大家？”孙克悠压低声音回：“放心，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天。”寥寥两句对话，透露的却是复查组顶着的压力。
一个半月后，调查小组南下长汀。宋希濂留下的几页回忆，依旧藏在地方档案馆。墨迹已斑驳，落款时间与瞿秋白枪决日期吻合。更关键的是，瞿秋白写稿时使用的带蓝色纤维的“西湖纸”在当地并不常见，却与遗稿原纸质地一致。纸张、墨水、笔迹多重鉴定，让“伪造”论的支撑点迅速崩塌。
紧接着，调查组找到狱中另一位看守的子女。老人当年押送过手稿，临终前留下一句托付：“这是个读书人写的，不是卖命求活的”。只言片语，不足以作判定，却像另一块拼图补上空缺。到此时，档案材料与实物证据、口述史料已经对上号，所谓“自首”缺乏任何实证。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四句判断掷地有声：一未出卖同志，二未攻击马克思主义，三未吹捧国民党，四未乞求不死。《多余的话》不再被当作“投降书”，而是一篇带有自省意味的狱中文稿。过去多年悬而未决的疑点，一下子化解大半。
1982年9月，中纪委向十二大作工作报告，再次确认瞿秋白“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遭敌人杀害”。会场内外，无人再提“叛徒”二字。至此，瞿秋白的名誉完全恢复，《多余的话》也终获正名。
争论为何持续如此之久？一是传播路径反常，敌营报纸先登令人生疑；二是文本基调低沉，与烈士固有形象反差明显；三是特殊年代政治话语偏激，把复杂的个人情感读成“投降声明”；四是关键原始材料长期尘封，致使谣言有可乘之机。这几个因素叠加，哪怕几十年过去，仍能掀起波澜。
回看档案纸页上的墨迹，高光与阴影并存。英雄并非铁板一块，他也有失意、自嘲，甚至绝望。但说到底，瞿秋白在枪口前没有低头，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至于《多余的话》，它记录了一位革命者复杂而真实的内心世界，也见证了历史判断如何受到时代氛围左右。争议由此而来，又终于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