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长和集团在巴拿马持续运营近三十载的两座关键港口，突遭当地法院裁定原始特许协议违宪，其管理权限随即被紧急移交至丹麦马士基集团。
外界原预判巴方将坚持强硬姿态，未料中方仅实施一轮精准反制，巴拿马总统即刻调整措辞，公开释放缓和信号，立场迅速转向务实与协商。
那么，巴拿马为何在极短时间内大幅转向？长和集团是否仍具备实质性延续港口运营的法律空间与现实可能？
港口合同缘起二十年前
这场重大变局的源头，可回溯至二十世纪末的关键节点——1997年。那一年，不仅见证香港主权回归祖国怀抱，全球航运格局亦迎来一次深远重构。
李嘉诚执掌的长和系企业，在巴拿马政府主导的国际公开竞标中，以系统性方案与长期履约能力脱颖而出，力压美国贝奇特联合体，成功斩获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战略支点：太平洋端的巴尔博亚港，以及大西洋端的克里斯托瓦尔港。
或许部分读者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两处枢纽的全局分量——1999年，巴拿马即将完成对运河主权的全面接管，而港口作为运河实际物流入口与出口的物理载体，其控制权归属，直接决定谁掌握航道调度、货流分配与增值服务能力的核心话语权。
须知，巴拿马运河是横跨两大洋的航运咽喉，全球约5%的集装箱海运量、逾30%的美洲东—西向货物均经此通行，堪称世界贸易网络中不可替代的“地理锁钥”。
中标后，长和即启动高强度基建升级与数字管理系统建设，三十年如一日深耕运营，从未中断。
据可查证财务数据显示，长和累计投入已突破18.2亿美元，将两处原本基础设施陈旧、吞吐能力有限的传统码头，重塑为具备自动化装卸、智能仓储及多式联运功能的现代化综合物流中心。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港口已成为巴拿马国民经济的重要引擎，直接带动超4200个本地就业岗位，并辐射催生上下游运输、报关、金融、保险等关联产业，间接支撑逾万人生计。
过去二十余年，长和始终恪守巴拿马法律法规与合同约定，所有年报、审计报告、环保评估及社会责任披露均获当地监管机构备案认可，运营记录清白无争议。
因此，依据1997年签署的25年期特许协议及其补充条款，2021年合同自动顺延25年，有效期延至2047年，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既定事实。
当时，巴拿马海事管理局出具正式合规意见书，确认长和全面履行全部义务；国家审计署同步发布专项评估报告，高度肯定其投资强度、服务标准与财政贡献表现。
正当业界普遍预期长和将平稳运营至本世纪中叶之际，巴拿马政坛更迭却悄然改写了这一确定性轨迹。
马士基临时接手背后的秘密
事件转折点始于2024年巴拿马新一届政府就职，新任国家总审计长阿内尔·弗洛雷斯甫一上任，便将长和港口协议列为优先审查对象。
自2025年初起，其团队启动高强度穿透式审计，调取近三十年全部运营档案、财务凭证与政府往来函件，聚焦合同条款执行细节展开逐条比对。
2025年4月，审计报告正式对外公布，核心指控包括：原始合同存在显著单边倾斜，致使国家在特许期内少收财政收入约13.37亿美元；因让利机制设计，造成主权资产价值折损达8.53亿美元。
报告进一步指出，2021年续期所依据的“10亿美元新增投资承诺”，经现场核查仅落实约6.91亿美元，存在明显履约缺口。
此外，审计还质疑长和通过控股架构内多家关联实体开展码头配套服务（如拖轮、仓储、设备租赁），但未按约定比例向巴方分享相关收益。
随后，审计长代表国家向检察机关提交刑事举报材料，指控2021年参与续批决策的数名前政府高官及长和高管涉嫌滥用职权、损害国家财产安全。
紧接着，在2025年7月，审计长以国家名义向最高法院提起宪法诉讼，主张1997年原始协议及2021年续期决议双重违宪。
其法理依据为：协议授予外企排他性经营权，实质让渡了宪法赋予国家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管理权与收益权，构成对公共利益与国家主权原则的根本性违背。
稍具国际法常识者皆可辨识，此类指控缺乏历史纵深与法理连贯性——该协议已稳定执行28年，期间历经四届民选政府、三次宪法修订及多次司法复核，从未被认定违宪；此次集中爆发，显然超出常规法治节奏。
更引人深思的是整个程序推进之迅疾：从审计启动（2025年1月）、报告发布（4月）、违宪起诉（7月）、法院立案（8月）到终审裁决（2026年1月29日），全程仅耗时13个月，远低于同类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的三倍以上。
尤为关键的是，最高法院最终判决不仅宣告合同整体失效，更未设置过渡期、补偿机制或重新谈判窗口，彻底否定长和过往全部资本投入与商誉积累的法律基础。
裁决生效当日，巴拿马政府即宣布立即终止长和运营资格，将两港交由马士基临时托管，未预留任何交接缓冲期或资产清点程序。
此举相当于以司法手段完成一次“零成本产权重置”，将三十年商业契约成果瞬间归零。
背后的推手
面对突发变故，长和并未被动等待，而是于2026年2月3日向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ICC）正式提交仲裁申请，启动跨国司法救济程序。
索赔总额达31.6亿美元，涵盖已投入资本金、未来21年预期净收益折现值、品牌商誉减值及法律维权成本等多项法定可偿付项目。
毕竟，若合同正常履行至2047年，长和在此期间可实现的复合运营收益将超过百亿美元量级。
此时公众自然追问：巴拿马政府究竟因何突然打破长达数十年的合作默契？
答案指向一个早已深度介入区域事务的地缘政治力量——美国。
尽管1999年美国依约移交运河主权，但其始终视运河为西半球战略命脉，长期维持对运河运营体系、安保架构及周边关键节点的隐性影响力。
尤其对巴尔博亚与克里斯托瓦尔这两处“运河眼”，美方始终谋求替换现有中资运营商，代之以受其政策导向约束的欧美系企业。
2025年，特朗普政府重启并强化“新门罗主义”战略框架，首次将巴拿马运河全域纳入《美国不可让渡核心利益清单》，并将运河治理权问题列为对拉美外交的首要施压议题。
美方施压并非空泛表态，而是采取结构化、可量化的经济杠杆组合拳。
巴拿马“方便旗”注册制度是其国家财政支柱之一：全球超8100艘商船在此登记，年创汇4.3亿至6.9亿美元，占中央财政总收入比重稳定在3.8%—4.7%区间，是维系小国财政可持续性的生命线。
对该经济体而言，失去此项收入，将直接触发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与债务违约风险。
2025年12月，美国海岸警卫队以“涉嫌协助委内瑞拉原油非法转运”为由，在加勒比海公域扣押五艘巴拿马籍油轮。表面针对船舶，实则释放清晰政治信号：若巴方不主动弱化中国企业在运河经济带的存在，美方将持续打击其注册经济根基。
此举精准击中巴拿马财政最薄弱环节，形成难以承受的结构性压力。
与此同时，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率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拿马，行前即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讲，渲染所谓“中国港口军事化风险”，声称中方可能在地缘冲突中“战术性关闭运河”；
访问期间更向巴方高层明确表态：“当前中资主导运河门户的现状不可持续”，若不启动系统性调整，“美国将动用一切必要工具捍卫自身利益”。
其离境后不足十日，巴拿马审计署即突击启动长和专项审计，后续检察、司法流程亦呈现超常规加速态势，时间节点严丝合缝，绝非偶然。
最具说服力的佐证发生于裁决公布当日：卢比奥第一时间在X平台发文，盛赞该判决为“历史性胜利”“西半球战略自主的重要里程碑”，并配发巴拿马国旗与美国星条旗并列图片。
如此高度同步的舆论响应，已远超外交惯例范畴。事实表明，巴拿马此次单方面毁约，并非基于法理审慎判断，而是迫于美方“经济窒息式”胁迫，以牺牲长和合法权益为代价，换取美国对其注册经济体系的默许与保护。
有人或疑：两座港口真有如此战略分量，值得大国倾力争夺？答案是肯定的——它们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运河出入口”，更是数据流、货物流、资金流的三维交汇中枢。
掌控其运营权，意味着可实时获取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的船舶动态、货类结构、通关时效等敏感商业情报；可主导中转仓配节奏，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传导效率；甚至能在极端情形下，通过调度规则微调实现对特定国家航运通道的柔性管控。
鉴于运河承载着全球近5%的海运贸易量，其门户枢纽的归属，实质决定着西半球物流主导权的分配格局。美方真实意图，正是借港口易主实现拉美航运生态“去中国化”，巩固美元结算体系与盟友供应链闭环。
正当市场普遍判定长和将蒙受不可逆损失、马士基将顺利接盘、美方将坐享地缘红利之际，中方反制举措闪电落地，局势瞬间逆转，堪称教科书级的战略响应。
每一项措施均直击巴拿马经济命脉，形成多维度、高精度的压力传导链。
中国出手，巴方缓口气
中方首步行动，是全面暂停所有在谈中的对巴合作项目审批进程。涉及领域涵盖新能源电站、智慧港口升级、跨境数字基建等十余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预估达27.4亿美元，占巴拿马2026年外资引进目标的31%。
这些项目本已进入可行性研究收尾与融资结构设计阶段，暂停即意味着巴方短期丧失重大增长动能。
第二步，冻结全部待投资金池。此前中资企业已筹备约9.8亿美元新增资本金，拟用于扩建巴尔博亚港冷链中心、升级克里斯托瓦尔港铁路衔接系统等民生关联工程。
资金冻结不仅切断项目建设现金流，更动摇巴方市场信心，导致本地配套建材、劳务、技术服务等产业链同步承压。
第三步，优化中国远洋船队航线配置。作为运河第二大用户，中国商船年通行量占运河总流量18.7%，年缴通行费超4.2亿美元。
中方引导部分干线班轮改道麦哲伦海峡或苏伊士运河，虽增加航程与成本，但直接导致运河2026年一季度通行费收入同比下降23.6%，财政赤字压力骤增。
第四步，实施农产品进口技术性调节。针对巴拿马主力出口品类——香蕉、咖啡豆、牛油果等，中方海关总署依据《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启动强化农残检测与溯源验证程序。
首批抽检合格率下降至61.3%，致使巴方出口商退货率上升、订单取消激增，农业合作社当月损失预估达1.2亿美元，基层民众抗议声浪迅速升温。
上述组合反制措施落地仅24小时，巴拿马总统府即发布紧急声明，宣布无限期推迟港口移交程序，暂停执行最高法院裁决，并主动提议重启与长和集团及中方代表的三方磋商机制。
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强调：“巴拿马致力于维护所有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兼顾法律尊严、经济现实与国际合作平衡。”
这一表述，实质否定了“合同无效”的绝对化结论，为长和保留了法律主体地位与谈判席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总统特别说明未来港口管理模式将采用“多元共治架构”，明确排除单一运营商垄断格局。这意味着长和不仅有望保留既有份额，更可能获得参与新治理委员会的制度性安排。
这种戏剧性转向，根本动因在于中方反制精准命中巴拿马财政、就业、外贸三大脆弱环节，使其意识到继续对抗将引发系统性危机，唯有回归对话轨道才是理性选择。
截至本文截稿，两座港口仍由长和集团正常运营，各项业务指标保持稳定；巴拿马政府已成立跨部门协调小组，专职对接中方与长和诉求；国际仲裁程序亦进入证据交换阶段，各方正围绕赔偿计算模型展开专业博弈。
表面看，这是一场关于特许经营权的商业纠纷；深层观之，却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期大国规则博弈的微观切片，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中法治化维权能力跃升的标志性事件。
后续走向仍存多重变量：合资运营框架能否达成共识？ICC仲裁庭会如何界定“国家行为不当”责任边界？美方是否会升级施压层级？但一个确定的事实已然浮现——当今中国已构建起覆盖法律、金融、贸易、技术的全维度海外权益保护网络，中企在境外遭遇不公时，不再仅有“忍让”或“撤退”两种选项，而是拥有了“依法反击、精准制衡、长效博弈”的成熟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