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的一天，北京西郊气温逼近零下十度，中央有关部门正在汇总上一年工资等级评定的遗留问题，名单里最让人犯难的名字叫郑位三。
文件显示，他当时既无军衔，又无具体行政职务，却拥有红军时期的师级资历，这在同类人员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例。
回溯时间，1925年夏天，年仅23岁的郑位三在汉口码头秘密宣誓入党。仅两年后，他参与策划黄麻起义，带着不足千人的队伍闯进大别山，用土枪土炮劈开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雏形。
1931年，红二十五军成立，他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军长是后来被称为“平江虎将”的徐海东。老红军回忆，郑位三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枪可以少，队伍不能散。”也正是靠这股韧劲，二十五军在反围剿的夹缝中挺了下来。
抗战爆发后，他进入新四军第二师，张云逸任师长，他任政委。皖南事变后，这支部队跳出重围，靠着“便衣作战”的打法保存主力。所谓“便衣”，就是白天农民夜里战士，敌人眼皮底下也找不到目标。
1946年6月，中原突围打响。李先念和郑位三共同签署《突围命令》时，部队已被优势国民党兵力四面包围。两位指挥员划出三条突破口，在不到十天的运动战里硬是把六万余人从大别山送到鄂豫边，仅此一役就奠定了日后大别山根据地再次壮大的根基。
遗憾的是，频繁奔波加上旧伤复发，郑位三胃溃疡越来越重。1948年初，他不得不离队疗养，接着淡出一线指挥。新中国成立后，他只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原则上符合“离开部队不授衔”的规定。1955年大授衔，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军衔表上。
这一缺席引起了不少议论。“以他的履历，上将都绰绰有余。”某高级将领在内部场合直言不讳。再往上报，问题就搁在了中央办公厅案头。
评级小组进退两难：不授衔连带无法套用军队薪级，但若按普通行政干部评，又与其战功不符。材料层层递交后，有人写了汇报：“建议请示中央最高领导”。
毛主席看完文件，放下铅笔，沉吟片刻说：“郑位三的功劳不能被忘记。”短短一句，定下基调。随后在另一份批示里写下“行政三级，副总理级待遇，每月补贴三百元”。周总理阅毕，只加四字：“完全同意。”
就这样，一位没有军衔的老红军获得了超过十位大将工资标准的行政级别。这份特殊照顾既是对制度原则的变通，也是对革命岁月里血与火贡献的认可。
得到高薪级后，郑位三却依旧住在旧式平房，衣服补了又补。后来有人统计，他每月实际留下的钱不到三分之一，其余大多寄往大别山，用来修烈士陵园、接济孤寡老兵。
1975年4月，郑位三病逝。特殊年代的政策要求一切从简，追悼会最初安排在中组部食堂。消息传到邓小平耳中，他神情严肃地说：“规格太低，不合适。”在他的坚持下，地点改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李先念致悼词，首都数百名干部敬献花圈。
那天清晨，细雨落在灵柩上，棺盖漆黑发亮。站在灵堂外的老战士低声议论：“老郑这辈子不求官，不求利，临走也不吭声。”一句质朴的话，道出了许多人共同的敬意。
郑位三的档案如今存放在中央档案馆，厚厚数册，全是战场电文、突围计划、游击区政令。翻开来看，密密麻麻的手写批注还保持着当年的笔锋。这些文字不光记录了一个人的经历，也映照出一个时代的选择与付出。
几十年过去，他的姓名不常出现在教科书首页，却始终在大别山乡亲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被记着：一台缝纫机、几双布鞋、还有那封用来证明老兵身份的介绍信，全都和郑位三有关。
无军衔、无显职，却享副总理级待遇——这种看似矛盾的安排背后，藏着一个简洁的逻辑：功劳摆在那里，制度必须给出回应。历史对功勋的褒奖，往往就体现在这样一笔不出声的批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