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5日清晨，韶山连绵的小雨把山野的嫩绿衬得更加鲜亮。公路上驶来一辆略显普通的吉普车，车门一开，刘少奇踏着湿滑的青石板向毛泽东少年时住过的茅屋走去。当地数十名干部和社员早已守在门口，准备向这位国家主席汇报“故居”布置情况。
刚进院门，他抬头便看见门楣上新悬挂的红漆木匾——“毛主席故居”。字迹遒劲，却把刘少奇的眉头拧得更紧。他停住脚步，左手撑着雨伞，右手指着匾额，说了一句极为平静却掷地有声的话：“毛主席健在，怎么能写‘故居’？”
现场顿时安静。陪同的县委书记下意识地搓了搓手，低声解释这是出于“敬仰”。刘少奇摆了摆手，没有再多话，径直走进屋内，仔细查看土墙、灶台、书桌的保存情况。转了一圈出来，他对随行人员说：“旧居可以教育干部群众，前提是真实、朴素，不要搞成‘圣殿’。”短短一句，却把他一贯反对铺张、强调实事求是的作风展露无遗。
这次韶山之行，本是南下调查经济恢复情况中的一站。三年困难刚过，粮食紧缺、工农业指标下调，各地都在想法自救。刘少奇决定顺道来看一看毛泽东的家乡，既是情谊，更是考察湖南基层生产。他一路从长沙到湘潭，沿途几乎不停歇，饿了就啃馒头配辣酱。有人劝他休息，他笑着回一句：“坐在车上也是休息。”
值得一提的是，与他同时代的高级干部里，不乏喜欢在地方留下豪华接待所的人。而刘少奇每到一地，最先问的却是：仓库里还有多少口粮？贫困户的房顶漏不漏？他的调查，常常直接决定中央后续的政策调整。正因如此，1961年的湖南行被他自己称作“摸底之旅”，写了近三万字的笔记。
午后雨停，韶山的雾气尚未散去。当地文化部门原本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准备在旧居前的空地上开场。刘少奇听完介绍，只留一句话：“演员和器材统统回乡下去，多到田里唱给农民听，那儿更需要鼓劲。”语气不重，却无人敢再提演出。
当晚，他与县、社干部围坐炭火旁谈到深夜。谈话笔记里，有一句颇具口语味的话——“摆花架子解决不了肚子，一亩实麦顶十张标语”。这句话后来在湘潭干部中流传很广，被年轻人当成口头禅。
四天后，他转赴宁乡炭子冲。二十多年未曾归来的老屋已被粉刷一新，还立起“刘少奇青少年学习室”之类的牌子。熟悉的场景再次出现，他要书记拆掉展板，把桌椅让给无房户：“摆这些，不如添一扇门板，雨天能挡风。”话说完，他回到院外，同儿时玩伴陈老四闲聊家常。陈老四感慨：“少奇啊，你当了大官，脾气没变。”刘少奇拍拍他的肩膀：“官再大，也是宁乡人。”
1962年春，他把在韶山、宁乡收集的资料带回北京，并在七千人大会上多次提及“基层实情”。毛泽东听后点头，随口对江青说：“少奇下去跑得多，带回来的是泥土气。”刘少奇得到的信息，为接下来提出调减征购、增加口粮留成等措施提供了直接依据。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在1962—1963年的经济回升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间线继续向前推。1964年夏天，他再次南下，顶着40摄氏度的车厢高温，从武汉到合肥，再到南宁。沿途口罩式毛巾捂脸防尘，身边警卫员看得直摇头，劝他换辆装了空调的新车。他摆手笑道：“老百姓没空调，咱也凑合。”短短一句玩笑，却包含了对群众疾苦的深切体认。
对群众热情，对规矩却极其严苛。也是在1964年，他陪同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参观首都博物馆。安保人员将群众隔在护栏外，他眉头微蹙，悄声告诫随行人员：“别把老百姓推得太远。”此事后来在内部会上被提及，作为警卫工作的“反面教材”。
与群众保持零距离，并不代表毫无原则。北京近郊某新建疗养院曾邀请他剪彩。整座建筑镶嵌花岗岩，家具崭新，他看了不到十分钟便离开，留下评语：“房子可以是新房子，作风不能是老作风。”第二年，这处疗养院被改作普通干部培训点，豪华陈设全部撤除。
韶山“旧居”一事，最终以换匾告终。至今，门楣上仍写着“毛泽东同志故居”，那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才换上的；而1961年的原木匾，被收藏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库房，铁钉痕迹依稀可见。了解内情的老人常说：“要不是刘少奇当年的一句话，这块匾或许早早就成了‘故居’。”
历史留下的，也不只是一块牌匾。刘少奇对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的坚持，深深影响了彼时的干部作风。即便后来风云变幻，当年的雨声与叮嘱仍在韶山的竹林间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