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13日，北京上空薄云飘散。半个世纪前就闯荡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踏进人民大会堂的地毯时，身后跟着的是一群年轻翻译和摄影师。毛泽东握住他的手，笑着说：“朋友，又见面了。”这一天的轻松寒暄，后来被斯诺写进手记，成为他最后一次健康状态下的中国之行的开场白。
他们谈得很随意，话题从《红星闪耀中国》的再版销售，到当下越战的胶着。毛泽东忽然问：“你觉得美国民众真的了解亚洲吗？”斯诺摇头。这个细小的摇头动作，被在场的黄镇牢牢记住。几年后，当黄镇奉命在巴黎“偶遇”这位老朋友时，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劝他再来中国——“既然美国人还不够了解，你不来，谁来？”
时间很快滑到1971年盛夏。瑞士日内瓦，湖水依旧清澈，可斯诺的身体却出了大问题。胰腺癌诊断书摆在床头，疼痛一阵紧似一阵。医生建议尽快转往设备齐全的大医院，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华盛顿近郊的贝特思达。但美国驻瑞士使馆的回复冷冰冰：总统日理万机，无法插手个人事务。尼克松办公室随后寄出一封官方信件，客套几句祝愿，拒绝了“安排医疗机位”一事。
这一回绝，让斯诺太太罗兰感觉像冬夜凉水。有人安慰她：“也许白宫只是顾虑政治麻烦。”话音未落，来自北京的电报抵达——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请斯诺即刻赴华治疗，费用全包，而且派马海德医生带队护送。对比之下，高下立判。
马海德当晚就出发。途中他在罗马转机时给周恩来拍了一封加急电报：“患者病情进展快，需边评估边决定是否起运。”周恩来批示：一切以病人安全为先，北京已备妥病房。短短一句批示，日坛医院立刻调出最好的监护设备，医护班子昼夜待命。
日内瓦郊外，那幢白墙小楼灯火未眠。马海德见到斯诺时，老人已经极度消瘦，呼吸带着杂音。马海德俯身轻声说：“主席和总理请您来北京，他们很挂念您。”斯诺努力睁眼，艰难吐出一句英语：“Too late… but thank them.”随后又用中文补了一句：“不要麻烦中国。”
医护团队在当地迅速把客厅改成简易病房，仪器从伯尔尼连夜调来。斯诺的意识时清时糊，偶尔仍关心中美破冰进程。他问太太：“基辛格访华成功了吗？”罗兰握着他的手，告诉他：七月那趟秘密之旅已经完成，尼克松访华日期也定了。听到这里，他眼里闪过一丝欣慰。
2月8日凌晨，斯诺陷入深度昏迷。中国驻瑞士使馆按规定每四小时电告北京病情。15日清晨五点二十分，心电监护仪的曲线终于归于平直。当天夜里，中南海里灯光未灭。毛泽东批示：向老朋友致唁电，速办后事。几小时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数千人参加的追悼仪式，神情沉沉，一句悼词反复推敲后简洁落笔：“中国人民永远记得这位朋友。”
两天后，也就是2月21日，尼克松专机降落北京。欢迎队伍肃立，礼炮齐鸣，多数美国记者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可熟悉西北黄土味道的那位老记者，此刻正静静地躺在日内瓦殡仪馆。他生前曾说：“我若能活到见中美握手，死也瞑目。”命运偏偏让他与这一刻擦肩而过。
5月16日，北大未名湖畔，柳絮翻飞。装着部分骨灰的瓷罐被轻轻安放在波光之间的花岗岩石座里。罗兰对着湖面低声念出丈夫的遗愿：“愿我永留中国。”毛泽东送来的花圈缎带上写着八个苍劲大字——“中美友好的先驱”。
回看全程，斯诺之所以在中美间有着不可替代的分量，一是因为他在1936年亲赴陕北，打破封锁，让世界第一次读到“红色中国”真实面貌；二是因为他与中国领袖之间建立了超越意识形态的个人互信。毛泽东不止一次告诉身边人：“他敢写真话，这很难得。”这种信任，最终也成为1970年代初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钥匙。
尼克松拒绝伸出的援手，未能抹去斯诺在美国新闻界的地位，却让许多人重新审视白宫的政治算计。对毛泽东而言，救治未竟，失去故人是挥之不去的遗憾；对尼克松来说，这枚政治冷漠的印记，终究难以抹平。最懂中国的美国记者没有等到亲眼见证两国领导人握手，但他生前布下的信任与文字，仍然在历史关键处发力，推动了横跨太平洋的巨轮调整航向。
斯诺逝世的消息传到延安旧址时，不少白发苍苍的老红军沉默良久。半个世纪前，他们曾带着这位洋面孔翻山越岭，讲述理想和苦难；半个世纪后，国家站了起来，老友却再也无法回来看看。毛泽东听完秘书汇报，只说了一句：“让他在未名湖睡吧，安稳。”
如今，未名湖岸的石碑前常能看到缅怀鲜花。碑后篆刻着斯诺自选的中文名言：“一个人的价值，应在于他贡献了什么，而不在于他取得了什么。”对比那年尼克松的两行公文与北京的长途急电，高下立现。历史并未给斯诺回到中国的机会，却让他的名字与中美关系的崭新篇章交织在一起，永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