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冬的蒙得维的亚海风依旧咸湿，中国文艺代表团在后台拥挤的走廊里传话：“主席要我们带封信，请萧先生回家看看。”这句话飘到萧子升耳边，他摇了摇头，只留下一句短促的西班牙语：“No.”拒绝，再度上演。为什么一个与毛泽东并肩走过青年岁月的人，会把故土之邀一次次挡在门外？故事要追溯到四十年前。
1918年4月，长沙书摊上刚摆出的《新青年》被几个身影抢阅一空——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他们同是杨昌济门下，常在湘江畔纵论救国，“世界会变，我们要先变自己”，毛泽东说得咄咄逼人，萧子升则温声补一句：“不如先看看西洋诸国的路怎么走。”于是，新民学会诞生，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下一步便是筹划赴法。
那一年夏天，他们约定“分文不带”徒步评脉湖南：安化县的山路泥泞，三人却兴致勃勃。毛泽东对着县志感叹农民揭竿而起，萧子升挥笔写下对联，毛泽东拿上联到集市换到八块银元。萧子升笑言：“你一张纸能换八块，我可得服气。”在长达数百里的跋涉中，他们看见破败的祠堂、荒芜的田垄，也看见饥民的沉默和愤怒。彼时的友谊，被共同的忧国之心牢牢系住。
1919年冬，上海码头烟雾缭绕，毛泽东背着两套书奔走于船边，为即将远行的同学打点。萧子升穿着新买的呢大衣，神情兴奋：“巴黎会给我答案。”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嘱咐要记日记，“回来咱们好合在一起出书”。一句再见，分隔三洲。
人到法国，人生却未必按原先的剧本行走。初来乍到的萧子升，很快被巴黎的咖啡馆、讲坛、艺术沙龙吸引。他钻进无政府主义书堆，自诩“无支配、无统治方自由”。可在里昂的宿舍里，蔡和森却推开门，递给他一份《共产党宣言》。火药味在空气里蔓延，“依靠无产阶级力量才能救中国！”“改良可避流血，何苦执迷阶级斗争？”两人唇枪舌剑，夜谈到晨钟。散会后，他们几乎同时给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写信，请这位“湘江三友”里最具行动力的人判个是非。
毛泽东的回信很快到法国，“无产阶级专政方能破旧世界”，字字铿锵。萧子升读后把信扣在桌上，悻悻走出宿舍。自此，思想的分水岭清晰划开，友情的脊梁也出现裂缝。
1921年盛夏，萧子升回到长沙，两位老友在岳麓山下一连四夜纵谈大势。油灯摇曳，毛泽东语速极快：“三十年，顶多四十年，中国会变红，你我都赶得及见证！”萧子升苦笑：“人心未备，制度未立，先要立宪，后谈革命。”话不投机。第五个夜里，气氛骤冷，毛泽东抬手指着他的长衫：“那件长袍留给故纸堆吧，你若执意不出新路，就各奔前程。”友谊至此折断。
萧子升随后去了广州，在国民党内做事，打理起草、翻译不亦乐乎。1928年，他看着旧友们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自己却裹挟于党内派系。1932年春，他被诬陷盗运故宫文物，只能再度漂洋过海，先上海、后巴黎，最终落脚乌拉圭。南美的阳光强烈，他却渐成孤影。
新中国成立后，昔日同窗陆续归来。1950年，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给新民学会老友们写信，委托“凡愿贡献国家者，皆可归”。信也寄到乌拉圭，萧子升却回了三行字：“理念既殊，何谈合作。祖国在心，脚步难回。”次年，他在报章发表文章，指责北京“走向极端”。语气锋利，却也透出一种远距离的空洞。
毛泽东并未生气。1955年文艺团出访，他再次嘱托：“再去请一请，老朋友终归要回味家乡米酒。”然而，萧子升依旧婉拒，并公开宣称要为台湾当局“奔走呼号”。这一幕让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议，湘江三友今日完全站到对立面。
追索原因，不外乎三点。其一，思想轨迹早在巴黎岔开，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彼此排斥。其二，国民党生涯虽多波折，却也给了萧子升职位、交际与自我价值的寄托；离开，意味着彻底否定过往。其三，更现实的顾虑——政治清算的担忧在海外流亡者间悄然蔓延，恐惧往往胜过乡愁。
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海外侨界大多松口气，唯独萧子升依旧奔走抵制。他在当地报纸写下激烈的文字：“若有一日红潮席卷全球，文明将不再。”这种执念，与其说是政治判断，不如说是无法割舍的心理防线。
1976年11月21日，82岁的萧子升弥留之际，嘱托后人将骨灰若有可能运回湘乡故里。半生漂泊，终究惦念家山。他不知道的是，就在同年9月9日，毛泽东已先他而去，两人再见的可能永远定格。
回望这段恩怨，不难发现：同窗的情谊、共同的启蒙读物、一起走过的湘江河堤，都敌不过历史抉择的分野。革命年代，立场往往比情感更硬。毛泽东愿意一次次伸出橄榄枝，是出于胸怀，也是出于对人才的珍惜；萧子升选择拒绝，或许既是理念，亦是性格。两条道路自此不再交叉，却在历史长卷中留下耐人思索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