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初冬，北京后海已结薄冰。清晨，邻里看见一位身着粗呢旧袍、背微驼的老人提着空竹篮，蹒跚走向菜市。熟人认出他，低声嘀咕：“那不是袁世凯的大公子么？”没人敢上前相认，怕他难堪。这个曾被称作“皇太子”的人，如今为几斤白菜东张西望，兜里只剩几枚铜板。
三十五年前情景全然相反。民国四年冬，袁世凯逼宫问鼎，准备改共和为君主，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独袁克定踌躇满志。他早早编好《筹安会纪要》，摆足数据、罗列名流联名电，反复劝父亲称帝。袁世凯把这位长子唤到西花厅，连连点头：“定儿说得对，这是天下人心。”父子一唱一和，帝制闹剧就此开锣。
袁世凯死在民国五年六月，留下家产，据当年的《北洋公报》估算，袁家账面现银四十余万大洋，洋行股票、外汇、法郎折合数百万。十七个儿子，人人有份，而袁克定获配最大那一摞银票——单是现银就四十万。以当时物价，足够在北平买下三十座四合院。
钱虽多，握在浪荡子手里往往像沙子。袁克定搬至天津后，整日流连跑马场、歌舞厅。有朋友回忆，他“出手极阔，向来不问价”，喝完洋酒，赏给侍者的一把现洋比饭钱还高。北洋旧将王凤翔、徐天成投奔门下，他也要月月“恩赐”银两。一年数万大洋蒸发得不见踪影。
局势对他没再留情。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颁布《整理北洋旧官产令》，河南项城袁氏祖宅连同良田被悉数充公。袁克定奔南京求见蒋介石，连夜在行辕门口递条子，蒋只回了四个字：“概照国法”。大门紧闭，他掉头而去，咬碎一口银牙。
到了抗战全面爆发，北平易手，物价飞涨。袁克定典当字画、珠宝，艰难度日。日本方面想借“前皇储”名头笼络人心。土肥原贤二携巨款登门，开口便是“组建华北自治政府，请袁先生担纲”，还送上洋酒与金条。袁克定抚须冷笑：“穷可以，卖国万万不行。”使者碰壁而返。第二天，《大公报》刊出一则短讯：“袁克定声明，不与侵华日方交涉。”他用两寸豆腐块版面堵死了外界猜疑。
抗战胜利后，他本想靠几张股票翻生，哪知大儿子卷走全部股权南逃香港，连佣人也趁乱卖了最后一处宅子。至一九四八年，袁克定寄居在表弟张伯驹府中，三餐窝头就凉水，人称“灰袍袁老头”。
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与张伯驹相熟，一次聊天听到此境况，惊叹“昔日贵胄，竟落至此”，旋即进中南海求见。会谈间，他插上一句：“主席，袁世凯虽误国，但其子抗战拒日，尚有民族气节。是否可稍加周济？”毛主席沉吟片刻，道出一句批示：“人有悔悟，国有包容，可助其安身。”话虽简单，态度已明。
不久，政务院批文下达，袁克定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每月薪给六十元，还另得一次性救济款。一九五〇年春，他搬进南城新分配的小楼，屋虽不大，却有暖气、煤火，也有人按月发米面票。他常推着小车，挨家买旧书画，仅为过手欣赏，并不转卖；偶有朋友劝他牟利，他摇头说：“钱算什么，东西在就好。”
在文史馆，他一人一桌一盏茶，誊录父辈旧函，整理北洋史料。有人揶揄他“给新政府打工”，他淡淡回答：“人要对得住良心。”一九五八年初夏，袁克定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八十岁。治丧小组由文史馆负责，料理丧事朴素，灵柩最后安葬在城郊八宝山革命公墓旁侧的文化名人区。
袁克定的沉浮，折射出风云变幻的半个世纪。更深一层意义在于，新政权的善后之道：既坚持原则，又给曾经站错队却顽强守护民族气节的人留有生机。对过去的处理，既不忘历史教训，也不把民族矛盾滑向私人仇怨，这是一种难得的政治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