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6日傍晚，北京的春风还带着寒意，一辆从机场驶来的吉普在中南海外缓缓停下，车门打开，卫立煌拄着手杖走下车。十七年前，他在风沙扑面的延安城外见过毛泽东；如今再度相逢，身份已悄然改变——昔日国民党“五虎将”之一，眼前却是应邀归来的共和国贵宾。
大厅里，毛泽东大步迎来，笑声爽朗。两人握手的瞬间，闪光灯连绵不绝。寒暄刚落，毛泽东突然抛出一句轻描淡写的问题：“卫将军，你说毛驴上山，是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卫立煌一怔，没敢贸然回答，只是谦逊地说：“军人管打仗，真没研究过牲口走路。”一旁的工作人员都愣住，空气仿佛停了片刻。
这一幕与1938年4月17日那次延安会面如出一辙。当年卫立煌率部经陕北转道洛阳，顺道驻足延安。那是全面抗战的第二个春天，红军已改称八路军，在山西的游击战正打得火热。毛泽东决定以高规格接待这位第二战区副司令，城墙上满是“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的红纸标语。许多战士对招呼昔日对手心有不甘，毛泽东解释得极平实：“有他参加抗战，对国家有利。”
席间寒暄落定后，毛泽东便以那只“上山的驴”为引子，探问卫立煌对日军的判断。言下之意很明白：敌人固然凶狠，但摸透习性，抓住 矛盾，方能制敌。卫立煌恍然，暗叹对手心思之缜密，倒也欣然受教。更令他难忘的，是那顿不甚丰盛却满桌热情的晚宴——一壶黄酒、几碟粗粮素菜，配着一锅羊肉汤，在长征岁月里淬炼出的主人仍能侃侃而谈天下大势。卫立煌回忆起那夜，说自己“吃的是粗饭，咽下的却是良心的提醒”。
旅途结束，他返回西安即下令拨给八路军百万发步枪子弹和数以万计的手榴弹，又硬塞一批牛肉罐头。后勤官员犹豫不决，卫立煌一句“打日本不分彼此”拍板定案。等蒋介石得讯，弹药早被运走。朝令夕改的委员长心生疑窦，给卫立煌贴上“亲共”标签，从此猜忌与日俱增。
1941年，中条山会战失利，卫立煌被摘去一切军职。背影才刚消失在南京下关车站，周恩来的慰问电就已抵达，字数不多，却让他在巨大的落差中尝到另一种温暖。“你是受了我们的累”——一句话，分量胜过千金。自此，卫立煌与中共保持着若即若离的默契，既不愿再为蒋氏卖命，也没有条件公开转身。
抗战胜利后，他被外放考察欧美，国民党东北战局溃散之际方被紧急召回，出任“东北剿总”司令。沈阳、长春、锦州相继告急，蒋介石电令他“突围西撤”，卫立煌却坚称“共军惯用围城打援，上当一次够了”。他不妨是诚意难下手，亦或者自知大势已去。辽沈一役，国民党精锐土崩瓦解，卫立煌被撤职，软禁南京。
1948年12月，解放军火速南下。除夕夜，南京城风声鹤唳。卫立煌易装潜出，经沪上辗转抵港，离开了风雨楼台的国府权力中心。1949年2月，他托友人手书问候朱德，恳请“加意保护老母”，并获及时回应。淮河岸边，解放军特意派人看顾卫宅，确保老人家一草一木无惊。
建国大典传至香江，卫立煌在报纸上反复摩挲着天安门城楼上飘扬的五星红旗，难掩激动。当即修书北平，以“雀跃万丈”之语致贺。不久，蒋介石派来的说客在九龙登门，软硬兼施劝其赴台；他婉拒，只说“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这份犹疑，既有对往昔荣宠难舍之惴惴，也有对前途未卜之顾虑。
机会终于在1954年显现。当年八月，《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在香港公开发行，卫立煌读后表态支持国家统一。周恩来获悉，立即示意统战部安排回归事宜。翌年初春，卫立煌自九龙乘小艇抵达广州白鹅潭，随后环游江南数地，见惯昔年炮火，此刻对一座座新厂、一道道铁桥暗暗称奇。
来到北京那天，毛泽东依旧记得那只“驴”。餐叙过后，主席半带玩笑：“当年问你驴抬哪条腿，今日还想听听你怎么说？”卫立煌拱手：“今日可敢作答——驴要看地势，陡坡先探左、缓坡先探右，先探不稳先撤步，稳了再冲。”毛泽东哈哈大笑：“善！知彼知己，方能半途不折。”气氛霎时生动，又隐含着对未来的期许。
1956年，《人民画报》刊出二人并肩而坐的大幅照片。许多老兵感叹：烽火岁月横亘流年，昔日对垒之人，如今竟共商国是。毛泽东更在一次外事酒会上公开提到“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让在场的卫立煌热血上涌，频频点头。
然而高血压与糖尿病悄然袭来。1958年春，卫立煌在住院期间仍吩咐秘书研读台湾海峡局势简报，时常圈画批注。护士劝他少费心，他摆手：“枪林弹雨都过来了，写几行字算什么。”
1960年1月17日拂晓，病房窗外残雪未融，卫立煌安静地合上双眼，终年六十三岁。三天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公祭会场，周恩来肃立主持，张治中念出悼词：“卫公以爱国情怀，舍旧图新，为后来者示范。”会场肃穆，挽联林立。那句关于“革命的国民党员”的期许，至此落地生根。
那天傍晚，数百人扶灵赴八宝山。枝头寒鸦偶尔掠过，有人低声回味起多年前那场延安的对话——“毛驴先抬哪条腿？”——以及其后的百万发子弹、两岸未竟的统一使命。故事里没有夸张的传奇，只有一个军人把脚步从昔日战壕挪向新生中国的真实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