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的一个午后，中南海丰泽园里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李政道刚刚阐释完最新的宇称不守恒设想，毛主席挥了挥手，忽然指向旁边的年轻女译员：“唐闻生是人，所以要死——我劝她改名唐闻死，她嫌不好听。”李政道愣了一下，随即会意，屋里轻松的气氛一下子驱散了科研话题的艰涩。那位有些羞涩、又不得不跟着大家一起笑的姑娘，正是此刻外交圈里炙手可热的英语译员唐闻生。
这句半开玩笑的“三段论”把唐闻生推到镁光灯下，却鲜有人知道她走到中南海身侧之前的煎熬。时间往前拨回到1966年夏天，武汉江畔热浪翻滚，23岁的她奉命给毛主席担任现场口译。第一次近距离听湖南口音，她两手冰凉，早餐刚咽下一口稀饭就眼前一黑，要不是法语译员齐宗华扶住，几乎直接倒在走廊里。偏偏就在她做最后心理建设时，廖承志过来通知：“主席今天不讲话。”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却也留下“下一回可没这么好运”的暗示。
半个月后，她又被抽调到周总理的办公室。那天夜里西长安街灯火未歇，周总理放下文件，注视新来的姑娘：“叫什么名字？”唐闻生低声回答，脸红得像初秋石榴。周总理示意她坐下，笑道：“两年内追上冀朝铸。”这句叮咛听上去温和，落在唐闻生心里却像军令。冀朝铸跟随总理17年，她只剩24个月作追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日子在成摞的外宾名单、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和随行包里的一叠叠新词条间匆匆翻页。她给自己制定苛刻计划：清晨六点朗读《外交政策评论》，深夜十一点默写当天会议批注。偶尔抬头，台历已经换到1969年，眉眼也从青涩变得干练。外宾团里有人悄悄感叹：“那位戴圆框眼镜的女士，反应速度比录音机还快。”
语言是敲门砖，更难的是领袖身边特有的“气场”。1971年初，联合国席位之争的关键阶段，周总理身体已开始出现警讯，仍坚持出席多场会谈。一次宴会上，外方代表频频举杯，唐闻生看到总理手背青筋凸起，酒杯却始终端得稳。她轻声劝道：“总理，还是茶更合适。”周总理微微摆手，笑而不语。散席后，他拍拍她的肩：“工作场合要大胆提醒，别怕。”一句肯定让她体会到信任的重量。
时间来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破冰堪称世纪焦点。翻译席上，唐闻生与冀朝铸并肩，临场分工依靠眼神就能迅速切换。谈到台湾问题时，美方代表用上了法律术语“jurisdiction”，她几乎零停顿给出“治权”一词，周围记录员笔一顿，随后飞快扫过。稍后的分析会上，周总理点名表扬：“这两字，贴切。”一句简短认可，抵得过千言万语。
毛主席对她的幽默更是常常让紧张成为过眼云烟。1973年冬，一封来自非洲的贺电里出现生僻人名，唐闻生核对多次仍拿不准读音。夜里九点，她鼓起勇气敲开毛主席书房。老人家一边翻资料一边开玩笑：“困难吗？我这儿也难，古人写字太潦草。”将心比心的体贴，让她忘了拘谨。有意思的是，她离开时发现案头《资治通鉴》刚翻到“学而不厌”，不禁暗自咂摸。
1974年那场与李政道的谈话，只是毛主席即兴幽默的缩影。背后暗含的，其实是领袖希望年轻人学会从容：生死无常，工作却要臻于极致。同年冬天，唐闻生陪同代表团赴日内瓦开会，途中得知毛主席病情加重，她在机场写下满页国际电话记录，却一个字也没向同事提及，仍按计划完成所有口译。对她而言，稳当执行任务，是对期待最好的答复。
1976年1月8日，清晨的北京城格外寒冷，唐闻生接到紧急电话：周总理逝世。她穿过人民大会堂长廊，迎面的檀香味与往常无异，人却再也等不到。一位同事试图递给她纸巾，她摆手，低声道：“工作先做完。”八个月后，9月9日，毛主席也离开了。两位长者先后谢幕，她在追悼队伍里站得笔直，没有掉一滴泪。有人不解，她只是把袖口攥得更紧——职务尚在，落泪要等下班。
那个年代的外交翻译常被称为“无名战士”。唐闻生却并非真的无名，1978年她被评为部里“优秀口译专家”，却推辞仪式，理由简单：“我只是尽责。”此后多年，她与王海容继续往返各国，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才先后退下一线。身边朋友问起青春与婚姻，她淡淡一句：“把份内事做好，已占满一生。”
不久前的内部访谈里，有人请她回忆最难忘的瞬间。唐闻生沉思片刻，只提到毛主席那声玩笑：“凡人终将一死。”说完，她抬头望向窗外，“正因为如此，活着的每一天，都要讲好中国话，译好中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