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盛夏的北京，知了声在紫荆城墙外此起彼伏。就在这片蝉鸣里，耄耋之年的毛泽东迎来了人生里最艰难的一场考验——右眼白内障手术。对自幼把书当饭吃的他来说，视野突然蒙上一层浓雾，无异于将远行者的指南针打碎。从五月到七月，他不得不暂别书本，依靠听读消解寂寞。与此同时，另一个牵动他心弦的名字——李讷，也在远方经历人生转折。
李讷是最晚离开父亲身边的孩子。外人看来，她自幼在保育和书香中伴着父亲的诗稿长大，生活已经足够优渥；可真正了解这个家庭的人懂得，领袖的千钧重担，让亲情的陪伴注定稀薄。李讷十三岁以前，只有周末才能等来父亲的脚步声，那时她最爱躲在菊香书屋后廊的石阶上，一边数影子一边等门开。
1969年，国家进入特殊时期，李讷主动随同学奔赴江西“五七”干校。三年垦荒，锄头、稻秧、黄泥巴，练出一身黝黑的臂膀。她在信里写道：太阳毒，可也教会人挺直腰板。毛泽东读罢，批在信尾的评语只有六个字：“多吃苦，方成人。”这六个字后来被秘书抄存，依旧能感到他对女儿既严厉又慈爱的目光。
1971年，李讷与青年干部徐××相识相恋，婚礼极简，没有红绸，没有鞭炮，父亲托人送来《恩格斯全集》当贺礼。亲情与信仰，在厚重书页里合二为一。生活却不像课堂条理分明。两年后，因观念落差与琐碎摩擦，这段婚姻悄然分崩。带着襁褓婴儿，李讷只身回到北京平谷插队点，日出而作，深夜借煤油灯抄写文件，日子清苦，却也倔强。
此时的毛泽东视力每况愈下。七月初，在开国元勋中唯一没有接受过任何外科手术的他终于点头：“动刀吧。”医疗组开始消炎、补氧，各路专家轮番值守。为了让老人家继续汲取文字的力量，中办四处寻觅代读者。张耀祠跑遍北大、清华，最后在中文系找到了1948级校友芦荻——普通话字正腔圆，古典诗词脱口而出。她被准许每日入内为主席诵读两小时。
听书间隙，毛泽东常问一句：“李讷那边怎样？”芦荻第一次见面时，就被这一细节打动：重病中的父亲对天下大局念兹在兹，却仍惦记女儿前程。汪东兴明白这份牵挂，交代张耀祠向组织部门打探。没两周，平谷县革委将李讷调回城里，暂编入北京大学工宣队办公室，负责资料整理。消息传到游泳池畔的病榻前，老人只是轻轻嗯了一声，然后缓缓点头——这一刻，他的脸上浮现难得的安定。
7月29日清晨，手术室的灯亮起。周恩来拖着病体在走廊来回踱步，张玉凤守在推车旁，随时记录血压、脉搏。“放岳家军的曲子吧。”毛泽东沙哑吩咐。昆剧《满江红》在留声机上回荡，铿锵义气与刀锋交织，六十分钟后，右眼晶状体置换成功。纱布落下那天，他第一眼先看窗外梧桐，第二眼看的是手里攥着多年的《资治通鉴》。
八月初，李讷得到允许入内探视。她本想先去整理情绪，可脚步迈到紫光阁外忽然软了。护士轻推门，病房里亮着昏黄灯光，父亲靠在躺椅，蜡黄的脸颊轻微颤动。李讷低声唤：“爸爸，我回来了。”这一声把老人从半梦半醒中拉回，他试图抬手，却只举到半空。短短对话无超过十句，却胜千言：“娃娃，安心工作，别惦记我。”“爸爸放心。”眼泪在两人间无声滑落。
术后疗养期，毛泽东依旧关心国家大事。可夜深人静时，他常嘱人递来李讷的工作简报，逐字听读。有人好奇缘由，他说：“她走弯了路，但终究要站稳脚跟，这样我才能闭眼。”这些话外人少有听到，传到张耀祠耳中，被暗暗记下。毛泽东那一句“可以了”，其实是对女儿、也是对自己的一声释然。
1976年9月9日零点十分，心电图化成直线。噩耗传开，京城街巷泪声四起。李讷匆忙赶赴人民大会堂灵堂，眼眶红肿。她握着弟弟岸青的手，低声说不出话。灵柩前，她带来那套被翻得卷角的《恩格斯全集》，轻轻放在花圈旁。有人劝她节哀，她却只是望着水晶棺静默良久。
日子继续向前。1978年，组织上安排李讷进入中国青年报社，从编辑、记者做起，后来负责文艺版，再后来参与青年电影制片厂管理。她偏爱纪录片，一部《青春帝国》拍得冷静又真挚。有人私下评：“这是作女儿的另一种祭奠。”或许不完全是猜测。
1984年，李讷与曾任中央警卫团干部的王景清登记结婚。她45岁，他58岁。没有婚纱，没有仪式，自行车载着转身便走。熟悉两人故事的老战士调侃：“这回总算不用主席操心了。”王景清憨厚一笑：“守着她，就是守着我们的过去。”此后，多年里，无论赴韶山还是到西柏坡祭扫，都是他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李讷，静静走过山路和松林。
世人记得的是风云叱咤的伟人，也记得光芒万丈的历史。然而一页页公文背后，总有深藏的温情。1975年夏夜，手术台旁的收音机、病榻边的一句“可以了”、女儿怀里的《恩格斯全集》——这些细节，像被风吹皱的涟漪，悄悄铺在那年的北海湖面，至今仍能看见一圈圈远去的水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