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挣脱枷锁的囚徒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饮酒每年导致约260万至300万人死亡，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4.7%至5.3%。特别是20至39岁的年轻人，饮酒导致的死亡比例最高，占13%。饮酒不仅增加了患慢性病和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还与多种疾病相关，包括肝硬化、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中国是酒精消费的“重灾区”，人均酒精消费量在过去几年中显著增加。中国饮酒文化源远流长，但现代社会中，豪饮的势头愈演愈烈，尤其是在聚会玩乐或生意应酬时。中国饮酒人数已超过5亿，白酒消费者比例高达22.97%，平均单次饮酒量远超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饮用标准。这种高酒精度的白酒消费习惯以及普遍存在的暴饮模式（血液酒精浓度BAC醉驾，即80mg/100ml以上），对健康造成了更严重的威胁。
讽刺的是，竟有身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项获得者的工程院院士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白酒的健康益处。
我们知道，白酒属于蒸馏酒，即发酵产生的原酿酒需经过高于酒精沸点78℃、低于水沸点100℃的狭窄温度区间蒸馏，再经相对低温的冷凝（即接酒温度）生成不同酒精度数的水溶液。
除了水和酒精，其中也含有极其微量（PPM，即百万分之一浓度）的一些可蒸发化合物。
也就是说，白酒，本质上可以视为酒精水溶液，极其微量的其他化合物主要贡献在于形成酒的风味。
因此，白酒对人体的生物效应就是酒精的效应。
众多科学研究已经揭示，长期饮酒对健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尤其对肝脏和心脏造成显著伤害。
而且，这种危害没有安全剂量标准，即只要喝酒就会产生危害。
当然，危害的大小与喝酒量相关。
为此，许多国家的饮食指南均设定了可容许的饮酒最高限量，低于此限量的饮酒被称为低风险饮酒，部分国家亦称“适量饮酒”；高于此限量的则被称为高风险饮酒。
北京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与英国牛津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人口饮酒的现状，特别是男性中高达8%的问题饮酒者比例。
研究发现，中国女性饮酒比例很低，但是男性饮酒相当普遍，而且高达8%的男性是问题饮酒者。
问题饮酒的定义为：在过去一个月内符合以下一项或多项指标：
早晨饮酒
由于饮酒而无法工作或做任何事情
饮酒后产生负面情绪
无法停止饮酒（成瘾），或停止饮酒后出现戒断症状
该研究涵盖中国10个农村和城市地区的50万名年龄在30至79岁之间的男女。结果显示，女性饮酒比例较低；但有三分之一的男性经常饮酒，其中四分之一的男性至少存在一种饮酒问题迹象。
研究还发现，与低风险饮酒者相比，问题饮酒男性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较差，生活满意度较差，睡眠问题较多，并且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较高。研究显示，酒精使用障碍与重度抑郁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而过度饮酒不仅可能引发或加剧抑郁症状，还可能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
与低风险饮酒者相比，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问题饮酒指标的男性全因死亡率约高出2倍，住院风险高出15%。这表明，饮酒会对身心健康和福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纵向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之间，中国酒精依赖症（酒精成瘾）的患病率从0.02％猛增到0.68％，人均饮酒量从2005年的4.1升增加到2016年的7.2升； 而同时期，欧洲人均饮酒量从12.3升降低到9.8升。
虽然欧洲人均饮酒量一直显著高于我国，这给西方人口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比如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从1999年至2017年，年龄在16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每年因酒精相关原因死亡的人数显著增加，从35914人上升至72558人，增长了一倍以上。
其中，近一半的死亡归于与酒精相关的肝脏疾病。20年来，美国与酒精相关死亡人数翻了一番还多 但是，欧美人口吃饭模式主要是每天少量的自斟自饮，是喝以红酒为主的低度酒；社交性大量饮酒主要见于年轻人。
而我国，如上所述，好酒者更经常喝高酒精度数的白酒（我国即使所谓低度白酒，也38度上下，相当于西方同为蒸馏酒的“烈酒”，通常40度），而且喝酒模式主要是社交性暴饮。 这无疑给公众健康带来更大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我国人均饮酒量正处在快速增加的“上升通道”中，可以预见，酒精相关的疾病、伤害和死亡必将给我国带来越来越重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