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秀芹 整理/风中赏叶
小叔是踩着奶奶的脚印进门的。
真的，一点儿不夸张。送葬的队伍刚回来，院里的纸灰还打着旋儿，他就来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车门关得砰砰响。他穿着一身崭新的黑西装，胳膊上还戴着孝，可脸上没有泪痕，只有一层油光。
婆婆的遗像摆在堂屋正中，香炉里的三炷香才烧了一半。我和丈夫建国正收拾老太太睡过的床铺——那张老式木床，她整整躺了六年。被褥还留着老人身上特有的、混合了药味和时光的气味。
“哥，嫂子。”小叔的声音在门口响起，不高，但像块冰，砸在刚失去亲人的、温热的空气里。
建国直起身，有些木然：“为民来了？坐吧。”
小叔没坐。他站在堂屋中央，目光扫过墙上还没贴稳的白对联，扫过地上没扫净的纸钱碎片，最后落到我们俩身上。
“哥，妈的后事办完了，”他顿了顿，语气公事公办，“咱们家的账，也该算清了。”
建国一愣：“账？什么账？”
我也停了手里的活，心慢慢往下沉。
小叔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黑色人造革封皮，边角都磨白了。我认得，那是婆婆生前记账的本子。
“妈在我家这六年，虽然是你跟嫂子照顾，但我和小玲（他媳妇）也是出了力的。”小叔翻开本子，手指点着上面的字，“每月我们给八百块钱生活费，雷打不动，给了整整六年。八百乘以十二个月，再乘以六年，一共是五万七千六百块。”
屋里死一般寂静。只有门外风吹动花圈的沙沙声。
“还有，”小叔不紧不慢地往下说，“妈这六年看病吃药，新农合报销后自付的部分，都是我掏的。我都记着呢，一共是三万两千四百五十八块七毛。零头就算了，算三万二。”
他把本子往前一递：“白纸黑字，妈自己记的，你们看看。”
建国没接本子，他的脸由白转红，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憋出一句：“为民……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亲兄弟明算账。”小叔收起本子，“妈现在走了，这钱是花在她身上了。她的遗产，是不是得先抵了这些开销？”
我终于听明白了。全身的血像一下子冲到了头顶，手脚却冰凉。
“遗产？”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妈有什么遗产？她躺了六年，除了那几件旧衣服，还有什么？”
“嫂子，话不能这么说。”小叔脸上没什么表情，“妈是没工作，可爸走的时候，留下两万多块钱，妈一直自己拿着。还有，老屋虽然旧，可宅基地在那儿，现在也能值点钱。这些，不都是遗产？”
我眼前发黑，扶住了旁边的桌子。六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
六年前的那个秋天，婆婆在院子里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送医院，手术，医生说年纪大了，恢复难，以后怕是离不开床了。
那天晚上，就在这间堂屋里，开了家庭会议。公公走得早，就建国和为民两兄弟。
小叔先开口，一脸为难：“哥，嫂子，不是我不想管妈。你们也知道，我在县城做点小生意，一天到晚不着家。小玲身体不好，自己都照顾不过来。妈这情况，需要人全天守着，我们实在是有心无力……”
他媳妇小玲在旁边抹眼泪：“妈对我好我知道，可我那高血压，天天头晕，我真怕把妈照顾坏了……”
建国闷头抽烟，一根接一根。最后，他把烟头摁灭：“妈跟我过。”
小叔立刻接话：“哥，嫂子，你们受累。我们不能出力，肯定出钱。这样，妈的生活费，我们每个月出……出八百！妈看病吃药的钱，我们也包了！”
一个月八百，在六年前的乡下，听着不少。可要照顾一个卧床的老人，八百块够什么？光成人纸尿裤、隔尿垫就是一大笔开销，更别说营养要跟上，三天两头得买骨头炖汤。
可建国点了头。他是老大，老实，说不出漂亮话，只会闷头做事。
就这样，婆婆从医院直接来了我家，躺上了那张老木床。这一躺，就是六年。
第一年，婆婆还能坐起来，自己吃饭。我每天给她擦身，按摩腿，盼着她能好起来。小叔每月一号准时转八百块钱，有时还提点水果来看看，坐不了十分钟就说忙，走了。
第二年，婆婆彻底起不来了，脑子也开始犯糊涂，有时认得人，有时不认得。身子也越发瘦，抱她起来解手，轻得像一捆柴。八百块钱早就不够了，我和建国自己往里贴。想跟小叔商量加点，电话那头永远是：“生意难做啊嫂子，最近货款都收不回来……”
第三年，第四年……日子成了固定的循环。天不亮我就起床，先给婆婆清理，换纸尿裤，擦洗，再做早饭，一勺一勺喂。建国种着几亩地，农闲时去打零工，挣的钱都贴在药费和日常开销上。我们自己的孩子正在读高中，处处要钱，过得紧巴巴。
小叔呢？在县城买了第二套房，换了新车。朋友圈里晒着带老婆孩子下馆子、旅游的照片。过年回来，给婆婆一个两百块的红包，能说半小时“妈我最近多不容易”。
这些，婆婆心里跟明镜似的吗？她糊涂的时候多，可偶尔清醒，拉着我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淌下泪：“芹啊……拖累你了……”
我说：“妈，别这么说，应该的。”
是真的应该吗？有时候夜里累得腰直不起来，看着镜子里比同龄人老十岁的自己，我也委屈。可看着婆婆无依无靠躺在那里，心又软了。她是建国的妈，是我孩子的奶奶。
第六年开春，婆婆彻底不行了。水米难进，靠着一点流食吊着。小叔回来看了两次，每次都站在床边皱眉，然后催问：“妈那点存款的卡，放哪儿了？得找出来，万一要用呢。”
婆婆说不出话，只是看着他，眼神空空的。
一个月前，婆婆走了。很安详，像睡着了。最后时刻，只有我和建国守在床边。小叔接到电话赶回来时，人已经凉了。
办后事的钱，是小叔出的，他说这是儿子该尽的孝。场面办得挺体面，村里人都说老太太有福气，两个儿子都孝顺。
纸灰还没凉，孝顺的儿子就来算账了。
堂屋里，小叔还在说：“……妈那点存款，加上老屋，估计也不够抵这些年的开销。但我们是亲兄弟，我的意思是，存款和宅基地折算的钱，先把我垫付的医药费和生活费还给我。剩下的，咱哥俩再平分。哥，嫂子，你们看呢？”
建国终于爆发了，他猛地站起来，眼睛血红：“赵为民！妈躺了六年，你在哪儿？你除了每月那八百块钱，你还干过啥？妈身上长褥疮，是秀芹天天擦药！妈便秘，是秀芹用手抠！你媳妇来看过妈几次？妈走的时候，你又在哪儿？！”
小叔脸色变了变，但很快恢复镇定：“哥，你这话不对。出钱出力，都是孝心。你们照顾妈辛苦，我知道，所以妈的后事我全包了，花了小三万呢！一码归一码，妈留下的东西，得先理清楚。”
“妈什么也没留下！”建国吼道，“就那张两万块的卡，去年妈住院，早就取出来用光了！老屋？老屋漏雨漏得没法住，修屋顶的钱还是我出的！”
“卡里钱用光了？”小叔不信，“什么时候用的？我怎么不知道？老屋再破，地皮总是钱吧？”
我听着兄弟俩的争吵，看着婆婆的遗像。照片上的她微微笑着，好像在看一场与她无关的闹剧。心口的悲凉像水一样漫上来，淹过了愤怒。
我转身进了里屋，打开婆婆那个老旧的红木箱子。里面是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最底下，压着另一个本子。
蓝色塑料皮，更旧。我拿了出来，走到堂屋。
“别吵了。”我的声音很平静。
两个男人都停下来，看向我。
我把蓝色本子放在桌上，推到小叔面前：“你看看这个。”
小叔疑惑地拿起本子，翻开。里面是婆婆的笔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记得很清楚：
“正月初五，建国买棉裤一条，120元。”
“三月十八，秀芹买鸡蛋两板，60元，炖汤给我喝。”
“五月二十一，秀芹擦身子，发现腰上红，买药膏，35元。”
“七月初八，建国装电风扇，300元，天热怕我起痱子。”
每一笔，都是我们为她花的钱。大的，小的，清清楚楚。记了整整一本。
翻到最后几页，字迹更加虚弱，但还能辨认：
“为民给的钱，也记上。他难。”
“老屋的瓦，建国换的，三千二，他没说。”
“我拖累他们了。”
“卡里还有五千四，留给大孙子读大学。”
“我对不起秀芹。”
最后一行，墨迹很淡，几乎看不清：
“我的儿，一个是心，一个是钱。”
小叔拿着本子的手，开始发抖。他飞快地翻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屋里静得可怕。
许久，小叔放下本子，没再看我们。他转身，踉跄了一下，几乎是逃也似的走向门口。
走到门口，他停住了，背对着我们，肩膀塌了下去。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那个黑色账本，看也没看，直接扔进了门边用来烧纸钱的铁盆里。然后，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黑色轿车发动的声音传来，渐渐远去。
建国蹲在地上，捂住了脸。这个老实巴交的汉子，在母亲去世时没哭，在弟弟算账时没哭，此刻肩膀却剧烈地抖动起来。
我走过去，蹲下，抱住他。我们就这样蹲在婆婆的遗像前，蹲在她躺了六年的房间门口，很久很久。
后来，我们在整理蓝色账本时，发现最后一页的夹层里，有一张很旧的存折。开户人是婆婆的名字，里面有两万块钱，是公公去世时留下的。存折的取款记录只有一次，是六年前婆婆刚摔伤时，取了五百块钱买药。此后，再没动过。
她一直留着这笔钱，即使在最需要的时候，也没动。她记着我们为她花的每一分钱，却把自己的钱藏了起来。
她想留给谁？本子上写了，“留给大孙子读大学”。可她大概也预感到，这笔钱一旦拿出来，就会成为兄弟间矛盾的根源。所以她选择沉默，选择记下另一本账。
那本蓝色的、记满了柴米油盐和细心照料的账。
我把存折递给建国。他看了看，又合上，递回给我：“收着吧，等儿子考上大学，用奶奶的名义给他。”
婆婆的老屋，我们没卖。简单修了修，偶尔回去看看，晒晒太阳。屋里似乎还有她的气息。
小叔后来没再提钱的事。逢年过节也会来，话不多，坐坐就走。有时会塞给孩子一些钱，说“奶奶给的”。
我们都知道，有些账，永远算不清了。
不是算不清钱，是算不清那些守在病床前的日夜，算不清那一次次擦洗和按摩，算不清那一声声含糊的“芹啊”，也算不清那最后时刻，守在身边和不在身边的人，各自心里的滋味。
婆婆用六年的卧床，给我们出了一道题。
小叔算的是加减乘除，数字清晰，界限分明。
而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服侍中，交了一份没有数字的答案。
如今，婆婆走了。带走了她的病痛，带走了她的糊涂，也带走了她那本蓝色的账本里，所有未曾说出口的歉疚与感谢。
留下的，是两本不同的账，和兄弟间一道再也回不到从前的裂缝。
夜深人静时，我有时会想：要是婆婆没摔那一跤，要是她没躺这六年，这个家，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没有答案。
人生没有要是。只有已经发生的日夜，和再也见不到的人。
而活着的人，还得继续往下过。带着各自的账本，或轻或重，走在各自的路上。
婆婆的遗像在墙上，静静地看着。她终于不用再躺着了。
可我们心里，有些东西，好像永远地躺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