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南昌城头枪声骤响。
29岁的周恩来站在起义指挥部，手里攥着一份名单——两万人的武装，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没人想到，这个从天津南开走出来的青年，会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成为新中国诞生最关键的操盘手之一。
1924年，周恩来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个职位听起来不算显眼，但他干的事不简单——把一支旧式军队改造成革命武装。
那时候的黄埔军校，学生多，思想乱。有人信三民主义，有人信共产主义，还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周恩来不讲大道理，直接办训练班，编教材，把政治工作渗透到每个连队。他甚至亲自带学生演话剧，用舞台剧讲革命道理。这套打法，后来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底子。
但好景不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手了。大屠杀开始，血流成河。三个月后，汪精卫在武汉也翻脸。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共产党人被逼到了墙角。
往哪走？
7月下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武汉开会，拍板一件事：在南昌起义。会议指定周恩来为书记，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此共产党要有自己的枪杆子。
周恩来接到任务，立刻动身。从武汉到南昌，300多公里水路，他一路盘算：兵力怎么调，时间怎么定，万一失败往哪撤。7月27日到南昌，他马不停蹄找贺龙、叶挺、朱德碰头。贺龙当时还不是党员，但周恩来把起义计划和盘托出，贺龙一句话：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起义定在8月1日凌晨。但就在前一天晚上，张国焘从武汉赶来，要求推迟行动。理由是需要等共产国际的指示。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恩来脸色铁青。推迟就意味着泄密，泄密就意味着全军覆没。前委成员激烈争论，最后周恩来拍板：按原定时间，凌晨2点开打。
枪响了。四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南昌城头升起的红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完全控制的武装力量。这一枪的意义，后来被定格在军旗上——"八一"两个字，成了人民军队的标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8万多人，走到湘江边，只剩3万。血流成河的湘江战役，让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件事：再这么打下去，红军要全军覆没。
问题出在哪？出在指挥上。博古和李德这俩人，一个是留苏学生，一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两人坐在指挥部里，拿着地图指挥作战，把红军当成欧洲军队来打。遇到敌人正面硬刚，不会迂回，不搞游击，结果就是一路挨打。
毛泽东这时候被排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但他没闲着。长征路上，他逢人就讲军事路线错在哪。王稼祥听进去了，张闻天也听进去了。关键是周恩来。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这是长征途中第一次关键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再往湘西钻了，那边敌人布好了口袋，要往贵州走。李德反对，博古犹豫。周恩来站了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这一票，救了红军。六天后的黎平会议，周恩来再次力挺毛泽东：西渡乌江，进入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否定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方案。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一场更大的会议，箭在弦上。
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召开。博古先作报告，他把失败归咎于客观原因：敌人太强，我们太弱。周恩来接着发言，语气平静但态度坚决：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明确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这个副报告，为会议纠错定了调。
张闻天紧跟着作了反博古的系统报告，措辞激烈。毛泽东随后发言，一条一条剖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军事失误，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对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作战。
这三天会议，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果没有周恩来在会前的铺垫、会上的表态、会后的让贤，毛泽东很难这么快回到决策核心。
有人问周恩来，为什么不自己当军事指挥的第一负责人？他后来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帅才。
这句话背后，是胸怀，更是判断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枪声再次响起。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
消息传到延安，党内有人主张：审判蒋介石，公开处决。但周恩来不这么看。他判断：日本侵华步步紧逼，民族矛盾已经超过阶级矛盾，这时候杀蒋介石，只会让国家四分五裂。
12月17日，周恩来飞抵西安。他见了张学良，见了杨虎城，也见了蒋介石的代表。谈判桌上，他把共产党的底牌摆出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人不信，觉得共产党在演戏。周恩来没多解释，直接提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改组政府，停止剿共，共同抗日。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个结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开了大门。
抗战爆发后，周恩来的身份变了——他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又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双重身份，意味着双重难度：既要跟国民党周旋，又要保护共产党的力量。
在重庆，周恩来住在红岩村。白天，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出入国民政府的会议室；晚上，他回到红岩村，跟地下党员碰头，部署隐蔽战线工作。
统一战线这张网，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织起来的。
周恩来在重庆期间，跟几百个民主人士建立了联系。他请他们吃饭，跟他们聊天，帮他们解决困难。这些人后来很多成了新政协的代表，成了新中国的建设者。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周恩来全程陪同。谈判桌上唇枪舌剑，周恩来既要维护共产党的利益，又要展现诚意。最后签订的《双十协定》虽然很快被撕毁，但共产党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动。
1949年4月，国共和谈再次开启。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北平跟南京政府代表团谈了20天。
谈判最终破裂，但周恩来已经把该谈的都谈了，该做的姿态都做了，接下来解放军渡江，在道义上站得住脚。
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在周恩来手里，被用到了极致。
1948年底，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歼灭。新中国要来了，但怎么建？这个问题摆在了周恩来面前。
1949年1月，周恩来开始筹备新政协。第一件事，就是把散落在各地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
这事难度不小。很多民主人士在上海、香港，国民党盯得紧。周恩来安排地下党，用租外国轮船运货的名义，分批把这些人秘密接到东北和华北。
前后二十多批，三百五十多人，一个都没出事。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召开。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致开幕词。接下来三个月，他主持召开了六次筹委会常委会，讨论《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
国旗、国徽、国歌的确定，也是周恩来负责。征集国旗方案时，他亲自审定征集启事，把"色彩以赤色为主"的"赤"字改成了"红"字。国歌定为《义勇军进行曲》时，有人建议改歌词，周恩来说：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
新政协代表名单的确定，更是费尽心思。四十五个单位，五百一十名代表，七十七名候补代表，七十五名特别邀请代表。每一个名字，周恩来都要过问。有人历史复杂，他就亲自写信调查；有人身份特殊，他就反复斟酌协商。
最后形成的六百六十二人名单，毛泽东看了之后开玩笑说：这是一本"天书"。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周恩来作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的报告。他说：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9月30日，会议闭幕。第二天，10月1日，开国大典。
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开国大典结束后，周恩来没有休息。10月21日，政务院成立，他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布政务院的任务：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周恩来制定了"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专程来看他，来了住招待所，吃饭排队买票，看戏自己掏钱，不许请客送礼，不许用公车，不搞特殊化。这十条，他自己带头执行了一辈子。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联合国为他降半旗，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中国领导人降半旗。
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上，没有留下一座坟墓。
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天安门城楼的礼炮，周恩来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不是革命的开创者，但他是革命的坚定执行者，是新中国的重要奠基人。
人民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