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下旬，平绥方面的日军突破南口、张家口关隘之后，长驱直入侵犯晋北。9月中旬，日军连下天镇、大同，晋绥军第19军奉命撤回到雁门关一带，奉命死守崞县县城（今原平市崞阳镇）。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调集飞机重炮猛攻崞县，晋绥军坚守县城6天之后不敌日军，第19军在军长王靖国的率领下撤出崞县。日军进入崞县之后，进行了残忍的报复性屠杀。日本兵泽昌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了这一场残忍屠杀的惨状。
10月8日凌晨，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第21联队联队长粟饭原秀大佐率领大批日军从大西门冲入崞县县城。晋绥军是在夜间撤走的，城内军民得知日军进城时已经来不及逃走，人人惊慌不已。天亮之后，崞县商会会长田杰害怕日军屠城，焚毁城内的商铺及住宅，组织了一个“治安维持会”，亲自带领200多名商人，手持日本国旗到小西门外恭候日军进城部队。
当数百名日军进入大西门后，田杰又带领200多名商人跪在大西门，把额头贴在地上，表示愿意当顺民。田杰通过翻译向进城的日军粟饭联队长说，这些都是城里的商人，不是与日军作战的晋绥军士兵，他们愿意交出钱财并为日军服务。
粟饭示意田杰和另外2名商会首领带领日军进城，其余商人跪在原地不准动。田杰等3人带着粟饭联队进入内城没多久，身后就传来了商人们被砍杀和枪杀的惨叫声。跪在地上的200多名商人，尽管他们跪得很虔诚，还是没能逃脱日军的刺刀、军刀砍在身上、头上，子弹打在身上。不到片刻功夫，已经被杀死了几十人。
田杰等人回头看时，为时已经晚了，他们也难逃被斩杀的命运。日军在砍杀商人时，已有几队日军在西关庙、王家围地方开始放火烧房，并挨家逐户地搜杀城内的居民。一时之间，哀声四起，火光冲天，人们想逃命，然而出逃之路早已经被日军封死。
日军在城内来回搜杀，凡是被抓到的一律杀死。在西城门附近，粟饭联队又搜到了100多名试图冲出城外的百姓。粟饭下令用机枪将他们全部扫死，扔到城墙边一个大粪坑内。在西城附近的民房里，大火顺着风势越烧越烈，100多名逃出房屋的人在巷子里、街道上、水井边等地方被打死，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
10月9日，大屠杀仍然在城内持续，日军从小东门挨门逐户搜查，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拿，见到人不论男女老幼就杀。日军冲入百姓家中，连铁锅都要砸破，灶台也要拆毁，拿不走的粮食，要么就浇上煤油烧掉，要么就拉屎拉尿毁掉。这简直是野兽的作为，但在当时这是被军官们默认的，因此没有人觉得这是作恶。
当天傍晚，粟饭联队将城内所有的居民赶到南关的一座院子里，军官们让翻译告诉幸存的居民们，如果他们能够指认谁是晋绥军，日军就会对他们网开一面，否则日军就将他们全部杀死。面对日军的威逼，数百名百姓都沉默不语。
粟饭大佐见众人沉默不语，将所有青年一个个拉出来，用铁丝串在一起，集中押往南门外进行枪杀。那天枪声响了1个多小时，至少有120多名青年被枪杀在南门外，尸体丢进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土坑里。
粟饭大佐认为，枪杀还不足以威慑民众，彰显皇军的武力，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残忍的杀人方法。他命令日军将两个逃难的年轻人脱光衣服，用小拇指粗的钉子将他们的四肢钉在门板上，然后两个日本兵用锋利的刺刀在他的身上零刀碎剐，这种残忍的酷刑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凌迟，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千刀万剐”。
两个日本兵每割一刀，两个青年就发出一声惨叫，日军将割下的“战利品”送到每个日本兵的面前“欣赏”，这场脔割活人的恶魔盛宴，就这样在南街的空广场上上演了。两个青年不知道被割了多少刀，身上已经没有了一块好的皮肉，两个日本兵又将他们的四肢和头颅斩下，这才结束了他们的性命。
这残忍的一幕，就是为了震慑城内的百姓，不准他们帮助晋绥军和八路军，乖乖地服从日军，当日军的良民和顺民。可是仍然有很多百姓在日军凌迟时低头不看，或者大骂日军的残忍暴行。粟饭威慑百姓的努力白费了，恼怒的他又下令将300多名无辜民众押到南门外枪杀。一时之间，南门外尸积如山，俨然成为一片人间地狱……
泽昌利写下的这段回忆，记录了日军崞县大屠杀的暴行。他的回忆录中所写，实际上是日军暴行的冰山一角，可见日军在崞县犯下的罪行有多严重。这场屠杀导致至少2500人死亡，2000多间房屋被毁，这是日军在山西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