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6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沃尔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数周内向联合国支付一笔“数额可观”的首期款项，用于偿还拖欠已久的会费。这笔资金将作为年度会费的首付，虽然最终金额尚未敲定，但拨付程序已经启动。
同时，沃尔兹还强调，后续资金安排将与联合国的改革进展挂钩。他表示，美方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的“联合国80周年改革”计划，但认为改革力度仍然不足，希望联合国进一步回归“和平与安全”的基础职能，减少职能扩张，提高财政透明度。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这一表态，与此前美国的态度形成明显反差。今年1月初，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包括31个联合国机构在内的66个国际组织。白宫当时表示，此举是为了停止向“不符合美国优先原则”的机构提供资金。美国在多个联合国机构中暂停或削减自愿性出资，同时拒绝支付部分强制性分摊费用。
紧接着，联合国就拉响了财政警报。当地时间1月28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全体会员国发函，警告联合国面临严重流动性危机。1月30日，他再次公开表示，如果会员国不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联合国常规预算可能在7月前耗尽，机构将面临“迫在眉睫的财政崩溃”。
据联合国官员披露，截至2月初，美国未缴的常规预算款已达21.9亿美元，占全部欠款的九成以上。同时，美国还欠付约24亿美元的维和经费和4360万美元的国际法庭相关费用，总额超过30亿美元。按金额计算，美国已经成了联合国最大的“老赖”。
面对这一情况，特朗普装起了傻。当地时间2月1日，他在被问及拖欠会费的问题时，竟然声称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情况，还自信地表示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并非美国主动支付，而是“只要联合国开口请求”，他就能“让其他国家付钱”。可以说，特朗普的这番言论，将解决联合国资金危机的责任推给其他成员国，并未承诺美国将履行自身的义务。
那么，美国为何会突然表态，愿意支付拖欠的会费呢？分析来看，有三重原因。首先，是避免制度性风险，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9条，如果会员国连续多年拖欠会费，可能在联大失去投票权。而美国作为最大出资国，若因此触发宪章第19条而失去投票权，将成为重大外交事件。更别提美国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若在联大丧失投票资格，这势必将削弱其话语权。
其次，控制改革节奏。美国长期批评联合国机构效率低、预算膨胀、职能泛化。而此次却将付款与改革挂钩，毕竟沃尔兹这次说得很直白，美国支付拖欠的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与联合国是否按照美国期望的方向进行改革紧密绑定。
最后，是现实利益考量。尽管特朗普有另起炉灶的意图，他组建了所谓的“和平委员会”，但响应者寥寥，欧洲大国和中俄均未参与。因此，联合国目前仍是全球最大多边平台，无论是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还是气候变化、粮食安全，都需要联合国框架协调。在此情况下，美国若完全边缘化自身，将影响其全球议程布局。
所以说，沃尔兹的表态，并非一个简单的“还钱”声明，而是一种带有强烈附加条件的政治姿态。这清晰地反映出了特朗的对外策略，一方面，通过建立“和平委员会”，构建更符合“美国优先”理念的国际治理小圈子。另一方面，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推动安理会改革，将其改造得更符合美国利益。
至于这笔“数额可观”的首付款最终能否在数周内到位，后续支付是否会严格以联合国改革进展为条件，仍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联合国的财政危机根源于结构性矛盾，即其运作严重依赖少数主要出资国，而个别大国又倾向于将缴费与自己政治诉求挂钩，只要这个矛盾不解决，联合国就难以摆脱“捉襟见肘”的常态。
总之，美国愿意支付首期款项，是现实压力与政策计算的结果，而附加条件则体现其继续争取主导权的意图。联合国是否能够在改革与稳定之间找到平衡，将决定这一轮财政风波的最终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