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时候，毛主席提名一个人担任副主席，许多人都对此议论纷纷，更有不少人表示反对，可周总理却说：“如果当初听了他的，我们也不用长征了。”
他是谁？又为什么如此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呢？这位奇才，正是李济深。
1885年，李济深出生在广西梧州一个普通农家。
早年间他考入保定陆军大学，是当时少有的受过系统军事教育的将领。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从粤军第一师参谋长一路做到第四军军长，所率部队被誉为“铁军”，连周总理都称赞那是北伐中最具革命性的力量。那时的他，是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军事领袖。
可就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李济深作为蒋介石在南方的重要盟友，也于4月15日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清党行动。
他下令查封工会、农会，逮捕进步人士2000多人，其中一百多人惨遭杀害。这一笔血债，成了他一生难以抹去的污点。很多老红军提起他，第一反应就是“刽子手”。
但一个人的立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真正让李济深与蒋介石决裂的，是民族大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蒋介石却下令“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围剿红军。李济深看不下去了。他怒斥南京政府“误国”，开始暗中联络反蒋力量。
1933年，他联合19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发动“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南京政府，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打出“反蒋抗日”旗号。这是李济深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从这时起，他第一次主动向中共伸出了橄榄枝。
当时，红军正在江西瑞金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处境艰难。李济深派人秘密联络，提出19路军愿与红军联手，从福建方向夹击蒋介石部队，形成东西呼应之势。
这个建议，如果被采纳，很可能改变整个战局。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表示支持，认为这是打破封锁的好机会。但当时掌握红军领导权的博古和李德，坚持“关门主义”，认为与国民党将领合作是“政治上的妥协”，最终拒绝了这一提议。
也正是这个决定，错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机会，红军不得不由此开始长征。
福建事变最终失败，19路军被蒋介石瓦解，李济深被迫流亡香港。但他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积极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动员海外华侨捐款捐物，甚至亲自办报宣传抗战。他还多次营救被国民党追捕的进步人士，比如教育家陶行知就曾得到他的庇护。在桂林沦陷后，他回到家乡组织民兵，开展敌后游击战，与日寇周旋。
这些举动，让中共对他的看法逐渐转变。毛主席认为，李济深虽然早年犯过错误，但后来在民族大义面前站对了位置，这样的人，值得争取。
1948年，解放战争大局已定，中共开始筹备新政协，准备建立联合政府。毛主席亲自拟定邀请名单，第一个就是李济深。消息传开，党内争议不小。
不少经历过“四一二”和长征的老同志的情绪都很激动：“他手上沾着我们同志的血，怎么能当副主席？”
关键时刻，周总理站了出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说：
“人不能只看过去，要看他现在站在哪一边。李济深早年确实做过错事，但后来反蒋抗日，支持我们，这是事实。更重要的是，他在福建事变时提出联合红军，说明他早就看清了蒋介石的本质。如果我们当时接受他的建议，长征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不是功劳是什么？”
这番话，让许多人沉默了。毛主席也表态：“取人之长，弥其旧过，方显气度。”他认为，新中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像李济深这样在国民党内有声望、在南方有影响力的人物。用好他，不仅能体现中共的胸怀，还能稳定华南局势，争取更多中间派支持。
于是，营救李济深北上的行动秘密展开。
当时李济深住在香港，周围布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警察的眼线。为了确保安全，周总理亲自部署，安排了一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计划在圣诞节后秘密接他北上。
登船那天，李济深和几位民主人士装作出游，乘小艇在维多利亚港兜风，趁夜色掩护登上货轮。整个过程像谍战片一样惊险，但他们最终成功脱身，于1949年初抵达大连。
不久后，李济深抵达北平。毛主席亲自从西柏坡赶来迎接。两人在东交民巷见面，握手长达十秒。这一幕被记者拍下，成为新中国统一战线的经典画面。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在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时，李济深获得全票通过。那一刻，距离他在广州下令镇压共产党人，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
很多人好奇，一个曾经的“清党主将”，为何能在新中国担任如此高位？答案其实很简单：毛主席和周总理看中的，不是他的过去，而是他的转变，还有这种转变背后所代表的政治信号。
李济深担任副主席后，并非挂名闲职。
他做了几件实实在在的事：
首先，他利用自己在海外华侨中的声望，积极动员侨胞支援新中国建设。抗美援朝期间，他带头号召华侨捐款捐物，为前线输送物资。其次，他发挥自己在国民党旧部中的影响力，劝说一些潜伏特务投诚，减少了南方沿海的敌对活动。
并且，他还参与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由于早年在广西的经历，他对边疆民族问题有深刻理解。他坚持要在宪法中明确民族自治权利，认为这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
这些工作看似不轰轰烈烈，却都是建国初期的“补锅匠”活，哪里有裂缝，就往哪里补。正是这些细水长流的努力，让新生政权得以稳固。
李济深晚年常说一句话就是：“我这一生，走错过路，但最终走回了正道。”
1959年，他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写下诗句：“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毛主席亲批“沉痛悼念”，周总理也主持追悼会，给予极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