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得过半数议席。高市早苗将继续执政。

日本政坛迎来了二战后最鲜明的“鹰派”时刻,引发国际舆论再次高度关注高市早苗内阁力推的提前实现防卫费翻倍的计划。高市早苗去年十月在国会首次施政演说中宣布,将防卫费GDP占比2%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实现,並将于今年修訂“安保三文件”,“以应对严峻的安全环境”。

当全球媒体都在盯着日本的政治舞台看:修宪会不会加速?自卫队会不会改名国防军?中日关系会不会持续紧张?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日本右翼政府正在悄悄实施的一场“经济手术”,而真正的危险正来自于这场“手术”。

如果我们剥离掉那些关于“国家尊严”和“安保危机”的宏大叙事,就会发现,所谓“防卫费翻倍”,本质上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军工凯恩斯主义”经济刺激计划。

对于高市早苗来说,像“台海危机”这样的议题,也就变成了挽救日本经济停滞的“一张牌”。

01“恐惧”变成“预算”:一种炼金术?

过去三十年,日本政府想花钱刺激经济,总是困难重重。

想发债修桥铺路?民众骂你是浪费税金。想直接补贴企业?WTO规则不允许,国内也批评是利益输送。

财务省更是像守财奴一样盯着每一笔开支,大谈“财政纪律”。

但高市早苗似乎找到了一把钥匙——“安全危机”。

在高市胜选后的叙事里,经济问题被巧妙地置换成了安全问题:

不是“我们要花钱扶持三菱重工”,而是“我们需要导弹保卫国家”。

不是“我们要搞基建拉动GDP”,而是“我们要加固岛屿防止封锁”。

这种策略通过夸大地缘政治风险,将其折算成日本普通人看得见,也是这个岛国民众最关心的“生存账”。

高市所代表的鹰派试图建立的是“不花钱就没安全”的心理预期,由此,财政紧缩的大门就有可能被撞开。

这就是“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经济学“:制造足够的焦虑,让央行名正言顺地印钱,让政府肆无忌惮地发债。

02万亿军费流向何方?三层经济算盘

高市承诺将防卫预算推向GDP的2%(约10-11万亿日元)。这笔天文数字的钱砸下去,绝不仅仅是为了买几架美国飞机,它将精准地流向日本经济的三个“造血层”。

第一层是以军费为名的“隐形产业补贴”。

日本制造业正在遭受中韩的激烈竞争,急需输血。但这笔钱怎么给?“防卫费”就是最好的掩护。

巨额订单将定向流向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NEC等财阀。

这不仅解决了它们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防卫省研发预算”,国家直接为企业的技术升级买单。

无人机技术、AI自动控制、量子通信、新型材料……这些名义上的军用技术,未来也可以转化为民用产品。

这就是日本版的“举国体制”,只不过披上了一层迷彩服。

第二层是以“备战”为名的基建复兴。

“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句话落地的第一步是什么?是土木工程。

琉球群岛(冲绳至先岛诸岛)正在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建设狂潮。扩建港口、延长跑道、深挖地下掩体、建设弹药库。这对于沉寂已久、产能过剩的日本建筑行业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这在客观上消化了过剩的钢铁水泥产能,并在偏远地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第三层:武器出口——寻找下一个“丰田”

这或许是日本右翼最隐秘的野心。

当汽车产业面临电动化转型的阵痛时,高市政府迫切希望军工产业能成为日本出口的“第三支柱”。

随着《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松绑,日本不再满足于自产自销。利用台海紧张局势制造的焦虑,日本正试图向东南亚、欧洲甚至大洋洲推销自己的雷达、巡逻舰和导弹技术。

03未来推演:繁荣的假象与代价

这套策略在短期内有效吗?也许。但长期来看,这是一场豪赌。

在未来1-2年内,我们可能会看到日本出现一种诡异的繁荣,一场“国防泡沫”的狂欢。

“国防概念股”和重工业板块将持续跑赢大盘。

GDP可能更好看,因为政府支出的大幅增加会直接拉高数据。

但是,长期的隐忧会逐渐显现。

军工凯恩斯主义有一个致命的逻辑硬伤:军工产品很难产生经济效益。日本能否像美国那样,把武器像日本制造的电子产品一样,卖到周边,卖到世界,依然是个未知数。

还有两个恶果。

一是结构性通胀。 钱发下去了,但民用商品没有增加。物价(特别是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上涨速度将远超普通人工资的涨幅。

二是财政悬崖。现在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透支未来。日本政府的外部危机叙事能制造危机感,并不能解决产业空心化和老龄化的顽疾。未来的债务会不会压垮经济?

高市早苗的胜利,意味着日本经济选择了一条“高风险、高杠杆”的道路。本质上,这是将日本经济彻底绑在了地缘政治动荡的战车上。

这就是说周边越“紧张”,或者说只要有意制造更多的“地区紧张”,就越是有利于日本政府推进其经济政策。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依赖“危机”和“焦虑”时,而不是着力于提升内部的经济转型调整,它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滑向真正的危险。

回顾一下日本军国主义的滋生过程,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在关注日本对华政策变化时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