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的浦东江滩，寒风刮得人睁不开眼。韩哲一扣紧风衣，把目光锁在黄褐色的滩涂上。几台地质钻机正缓慢起降，他对陪同的工程师低声叮嘱：“地基稳不稳，决定了上海未来的脊梁。”那一年，他六十五岁，肩头扛着“把上海经济再推一程”的重担。
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韩材料”这个绰号。1958年在中南海西楼汇报金融数字时，他把小数点后一万分之一都算得明明白白，毛主席听完哈哈大笑：“这小韩，专门玩材料啊！”一句戏谑，却把他严谨到近乎苛刻的习惯定了调。自那之后，凡遇财务、工业统计，同志们总是先问一句：“数据过韩材料了没有？”
追溯得更远，他的严谨源自1934年的那座黑龙江监狱。潜回国内执行秘密任务却被叛徒出卖，敌人围着他轮番动手，“招不招？”“不招！”一句回绝，碰上皮鞭扬起的冷风，墙上血迹斑斑，24岁的小伙子硬是扛了三年。出狱时，右臂留下关节性损伤，冬天一疼就把他逼得直哆嗦，可他从未把这当成谈资。
1938年8月，他在冀鲁豫根据地火线上宣誓入党。前线弹药紧缺，他负责筹款，常骑一匹瘦马穿梭村镇；大雪封道，他就把钱银藏进马鞍底，夜里点灯对账。那些被他攥在指尖的铜元，后来化作枪栓、棉衣，也化作一批又一批新战士的口粮。战事吃紧时，他对会计说过一句略带调侃的话：“别怕没钱，账面缺口先记我名下。”
1949年国旗在天安门升起时，韩哲一刚满三十五岁，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任职。重建工厂、修复铁路，他日夜踏勘，最长一次从上海一路查到徐州，沿途睡的是车站地板。为了盘活资金流，他主张把旧上海的外商银行资产“拆骨头接筋”，并提出“保留骨干技工、避免技术断档”的做法。几年下来，沪宁线汽笛重新轰鸣，工业底子渐渐厚实。
进入七十年代末，国内改革酝酿，上海虽然繁华，却面对产业老化、能源紧张等问题。韩哲一去虹口码头检查时，看到机车柴油泄漏，苦笑一句：“这还是二战水平。”他认定，要保住上海地位，必须引入顶级现代化项目。于是宝钢、大众、上海石化三张牌接连打出。他亲自跑国家计委，拿着厚厚可研报告，硬是把日方技术人员请到现场对接，方案修改到第17稿才定版。
有人问他图什么，他摆摆手：“先让机器轰起来，城市才有底气。”宝钢一期投产那天，他摸着第一块热轧板，甚至没等冷却，袖口就被烫出焦痕。可他看着那块钢板发呆良久，似乎在与二十年前的废墟作比。
经济建好了，他把目光转向人。2000年离休后，韩哲一每月退休金不低，但他出门依旧挤公交，绿皮车里摇摇晃晃，被人认出来也只是笑笑。“钱留着干什么？教育最值。”他反复念叨。十年里，他把稿费、补贴一笔笔攒起，共计五十一万元。2010年7月，他把这笔钱与上汽、江南造船、宝钢、上海石化的捐款一起汇入新成立的“韩哲一教育扶贫基金”，专门奖励自愿赴边疆支教的上海教师，资助贫困地区教学设备更新。
有人劝他留些积蓄养老，他打趣：“我早在监狱里把生死算清了，现在不过赚利息。”基金会成立仪式上，他说的最后一句正式讲话是：“孩子们有书读，城市才配叫文明。”现场掌声响起时，他却低下头，像当年核对账目那样翻看基金章程。
2011年7月7日，韩哲一病逝于华东医院，享年九十七岁。出殡那天，基金会理事、昔日工程老伙计、自愿支教的年轻教师都来了。灵车驶离医院大门前，他的儿子韩冬站在人群中，悄声对母亲说：“爸的账本还剩七万四，照规矩，继续投进去。”母亲点头没说话。
韩哲一留给家人的遗嘱只有两页纸：第一页交代房产如何划归公租；第二页再三叮嘱基金会账目公开透明。律师回忆，遗嘱最后写着八个字：“所遗不多，务在干净。”短短一句，把他一生的行事准则压缩得淋漓尽致。
如今，韩哲一基金每年仍向贫困县校长发放“赴边奖教金”，累计已覆盖甘肃、贵州等十三个县市。有意思的是，每次拨款流程仍需两名理事加盖，沿用的正是他当年手写的审批表格式。老同事偶尔感慨：“韩材料走了，可流程在。”
翻检他的履历，从地下情报员到财经干部，再到上海市委书记，职务一路升迁，可贯穿始终的是那股“严而细”的劲头。硬要给这股劲头找一句最合适的注脚，也许就是狱中他对刽子手喊出的那声“不招”。他从未屈服过环境，也从未对自己降低过标准。
曾有人质疑他捐款额度不算巨大，但每位受助教师都清楚：荒僻山村里，一套投影设备就能改变课堂。孩子们看见动画分子模型，化学不再是枯涩符号；看见世界地图，远方不再遥不可及。对他们来说，这笔钱份量沉得很。
韩冬接过基金后，把每年理事会时间定在7月7日。会议开始前，屏幕会先播放一张老照片：1979年，浦东滩涂上韩哲一站在木桩旁，江风猎猎，他右手抓着大衣领子，左手指向远方，旁边的工程师正奋力记录。他们的身影并不高大，却像一把定海针，钉在那片后来长出高炉、轧机、吊车的土地上。
那张照片无需旁白。看过的人大多能明白，一个时代的建设者并非只在办公室里签字，更把毕生心血埋进钢水、堤坝与孩子们的课本里。韩哲一如此，他的儿子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