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寒料峭的一个清晨，延安枣园门口响起警卫员匆匆的脚步声，他怀里紧抱着一封写着“呈主席钧鉴”的信。送信人名叫肖玉璧，一位身负无数战伤的老红军。信里只有一句话最醒目：“若嫌我罪大，当罚我冲锋一线，以死报党！”这封信让毛主席想起了五年前的另一个名字——黄克功。
时间拨回到1929年冬，陕西南部战火正炽。那时的肖玉璧年方十九，穷苦农家出身，听见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咬咬牙丢下镰刀扛枪参军。从此，他在血与火中一路摸爬滚打，先后参加长征前的赣南游击、湘赣会战，身上大伤小伤累积了四十多处。同行的战友常笑称他是“铁打的”。此后几年，他攻城拔寨，凭一身悍勇捞下“支队长”的职务，被公认是“打得最猛、吃苦最多”的典型。
然而，频繁受伤留下的内伤并未痊愈。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的胃病愈发严重，一场白刃战后更被刺刀贯胸，昏迷三日才捡回一条命。医疗条件极度匮乏，组织最终决定把他调往后方，让他在延安疗养，并兼管盐池税务分局。这份工作说不上显赫，却比前线安全得多，也能兼顾疗伤。彼时边区财政拮据，一把税务印章关系着战士的棉衣与子弹，责任并不比前线轻。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对这位老兵格外关注。1940年10月的一个黄昏，主席拄着拐杖来到中央医院病房，“小肖，身体要紧，伤好了才能再出力。”随行护士拿出一张取奶证。“每天半斤，用来补补。”这张奶证原本是留给刚满周岁的李讷，主席转手递给肖玉璧，病房里一片动容。
短短两个月，肖玉璧就复原出院。可随后下达的人事任命，让他怒火中烧：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比起曾经的边区贸易局副局长，级别足足低了两个台阶。他觉得组织“冷落功臣”，心里憋着一股火，几杯烈酒下肚，直接跑到枣园找主席理论。
“让首长瞧瞧，这些疤可不是画上去的！”他猛地扯开上衣，胸腹交错的刀痕撞入灯光。毛主席抬眼，只淡淡一句：“我不识数。”警卫员屏住呼吸，连风声都安静了。气氛冰冷，但话已出口，无可挽回。肖玉璧怔了片刻，转身离开，他没想到，这一次情绪失控埋下了更大的祸根。
到张家畔后，他的状态判若两人。以往冲锋时的拼命劲儿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闲差”的不屑。有商人登门偷偷行贿，他本想拒绝，瞥见自己布满伤痕的臂膀，却被莫名的“补偿心理”拉了过去。几份盖章，一笔回扣，百元大钞落袋为安。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延安基层干部月薪不足十元，此数额无异于天文。
边区早于1940年4月通过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条文直白：贪污千元以上，一律枪决。肖玉璧却信奉“功劳簿能护身”，短短一年挪用公款三千零五十元，还勾结国统区奸商倒卖棉布食盐。1941年9月，会计室对账时漏洞暴露，监察委员会当即扣押。被捕之初，他仍满脸倨傲：“见林伯渠！我要见毛主席！”
案件由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主审，卷宗厚厚一摞，账目清清楚楚。庭上有人提醒他可能面临极刑，他却反问：“我打过多少硬仗？主席心里有数！”自信近乎狂妄。按程序，判决前可以向中央首长递交申诉，他写了那封信，声称愿赴最前线“冲锋到死”。
信送到毛主席案头，是1941年11月初。林伯渠简要汇报：“态度强硬，拒不悔改。”主席沉默片刻，放下笔，说了句：“黄克功亦如此。”五年前的枪决震动了整个红军，将功与法摆在天平上，毛主席亲自签批：维持死刑，立即执行。
12月上旬，清晨的南泥湾结着薄霜。行刑队列成一线，“砰——”枪声划破山谷。旁观的群众压低声音议论：“这钱，能买多少子弹？多少粮？”没人同情，更多的是警醒。陕甘宁边区随后展开一次大规模财务清查，许多犹豫观望的干部收手了，基层库房重新锁紧。
不得不说，战争年代对于纪律的苛严，有时超出常人想象。一个人的汗青再辉煌，也抵不过当下的原罪。肖玉璧的悲剧昭示：军功与特权之间并无必然等号，哪怕浑身是枪伤，也掩不住公款被侵吞的事实；而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任何“反哺个人”的借口，都会因触碰法律与纲纪而被当机立断。
许多年后，边区那块刻着“廉洁政治”的石碑还立在清涧县旧址。当地老人提起此案，常叹一句：伤疤是荣誉，也是镜子。镜子若被尘埃蒙蔽，就得擦亮；若被污渍侵染，索性打碎重来。严格自律、严惩腐败，并非口号，而是革命队伍得以立身的根基。对老战士、老功臣的敬重，不应成为纪律的豁免；维护制度，比珍惜个人，更能守住胜利果实。
时针拨回当年，枣园旧居的灯火早已熄灭。那张取奶证被珍藏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玻璃柜里，泛黄的纸角静静诉说：关怀与律令从不矛盾，都为同一个目标——让为人民而战的人永不受辱，让借人民名义谋私的人再无藏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