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曾，站我旁边。”周总理的一句话，让她在开国大典上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个“阿曾”，就是曾宪植女士。
说起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还有些陌生，不过，她的一生，可一点都不简单。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那段历史，看看这位传奇女性的故事。
1949年的秋天，北平已经有了凉意。曾宪植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接待宋庆龄女士，负责她从抵京到参加开国大典的所有行程。
为了这事，她忙了好几天，反复核对路线、检查细节，连宋庆龄女士上下城楼的台阶数都数了一遍，就怕出什么差错。
10月1日那天，天安门广场挤满了人，红旗飘得老高，礼炮声震得地面都在颤。曾宪植陪着宋庆龄，一步一步扶她上城楼。她走得很慢，生怕老人家滑倒，时不时还要帮她理理衣角。等到把宋庆龄女士安顿好，她想着“任务完成了”，就悄悄往后退，想找个角落站着。
“阿曾，别走，你就站我身边。”身后忽然传来周总理的声音。曾宪植愣了一下，回头看见周总理笑着朝她招手。她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城楼上都是大人物，自己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可周总理没给她推辞的机会，拉着她站到了自己旁边。
就在这时，毛主席走到了话筒前，用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广场上的欢呼声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曾宪植看着眼前的场景，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她想起了在上海监狱里的日子，想起了广州起义时牺牲的同志，想起了这么多年来吃过的苦，那些日子没白熬，新中国真的来了。
典礼结束后，毛主席握着她的手，用湖南话跟她说：“阿曾，辛苦啰！”就这短短几个字，让她觉得所有的委屈都值了。她擦了擦眼泪，笑着说：“不辛苦，这是我该做的。”
后来有人问她，当时站在城楼上是什么感觉，她想了想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以前是为了新中国奋斗，现在是要为新中国建设出力了。”
这话还真不是乱说，曾宪植确实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少贡献。
1910年的湖南湘乡，曾家还是当地响当当的望族，祖上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当年跟着曾国藩办湘军、打太平天国，家里的堂屋挂着“耕读传家”的匾额，规矩大得吓人。
曾宪植出生的时候，家里人盼着她能继承“书香门第”的体面，将来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做个知书达理的少奶奶。
可这姑娘从小就“不听话”。6岁进私塾，别的女孩规规矩矩背《女儿经》，她却总盯着窗外的树发呆，偷偷把《三国演义》夹在绣品里看；13岁考进湖南省立第一女师，校长是后来的“红色教父”徐特立，这位老师不教“三从四德”，反倒鼓励女生剪辫子、打篮球。
当时，女学生穿裙子都算大胆，更别说穿短衣短裤在操场跑跳，同学们都躲着不敢试，曾宪植却第一个报了名。她个子高，跑起来像阵风，投篮准得让男老师都拍手。
有回校外的老秀才看见，指着她骂“伤风败俗”，徐特立却护着她：“姑娘家有劲儿不是坏事，敢突破才是真本事。”
这话像颗种子落进曾宪植心里，她开始觉得，女人的日子不该只有“相夫教子”这一种活法。
17岁毕业那年，家里已经给她找好了教师的差事，通知书都送到了手上，她却偷偷藏了起来，因为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女生队，全国才招几十人，她要去当“女兵”。
母亲哭着劝她：“女孩子家拿笔就好，拿枪会吃苦的。”她却笑着安慰母亲：“吃苦总比困在家里强，我想看看外面的天。”
那时候的黄埔军校，男学员都要摸爬滚打，女学员自然也都一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出操，背着步枪跑五公里，晚上还要学战术、写宣传稿。
曾宪植从没喊过累，训练时手上磨出了泡，就用布条缠上继续练；宣传时要去街头演讲，被国民党特务扔石头，她捡起来擦干净，接着讲“男女平等、革命救国”。一起的女学员说她“比男兵还硬气”，她却只是揉着酸痛的腿笑：“既然来了，就不能当逃兵。”
1927年，革命的风向突然就变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分校里人心惶惶，不少学员都偷偷脱下军装回了家。曾宪植的家人也担心，就托关系让她也回家，甚至连车票都买好了，她却说什么都不愿回去。
曾宪植准备跟着队伍去广州，参加广州起义。
那是她第一次真刀真枪地面对战争。起义当晚，枪声从天黑响到天亮，她跟着队伍冲在前面，既要给伤员包扎，又要传递情报。有次子弹擦着她的胳膊飞过，血瞬间渗出来，她就咬着牙用布条扎紧，继续跑。
起义失败后，队伍散了，她就躲到了香港。在这里，曾宪植认识了叶剑英，叶剑英比她大13岁，当时已经是战功赫赫的军官，经历过婚姻。
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一起搞地下工作，白天扮成商人接头，晚上在小阁楼里整理情报。相似的理想、共过患难的信任，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条件艰苦，也没有什么婚礼，只吃碗面，就算是结了婚了。
婚后的日子，聚少离多就成了常态。
1928年，党中央派叶剑英去苏联留学，本来有2个名额，曾宪植可以一起去。但她看着名单上还有其他同志，主动说：“我资历不够，让更需要的人去。”叶剑英拗不过她，只能独自启程。
看着丈夫的船消失在海面，曾宪植偷偷抹了泪，转身就去了上海，她要留在国内，继续做地下党。
在上海的日子，危险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她换过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华南大学的学生，一会儿是商店的店员，每次接头都要提前观察好路线，生怕被特务盯上。
有次她去送情报，刚把纸条塞到砖缝里，就被国民党特务抓住了。审讯室里，特务用鞭子抽她、用辣椒水灌她，她始终没吐露一个字。后来地下党花钱把她救了出来，她刚能下床，就又去接新的任务。
1929年，组织派她去日本避风头，没想到刚到东京，就因为身份暴露被日本警方逮捕。监狱里的日子更难熬，日本人审了她好几次，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她都摇头。直到有次日本人问她的家世，她沉默了半天，才低声说：“我是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后人。”
这话让日本人愣住了。当时曾国藩在日本的名气很大，不少日本人觉得他是“中国的英雄”。日本人赶紧去查资料，发现她说的细节都对，曾家的族谱、曾国荃的事迹，她记得清清楚楚。
原本凶神恶煞的狱警，态度突然变了，不仅给她送来了干净的衣服，还不再逼她认罪。没过多久，她就被放了出来。
走出监狱的那天，东京下着小雨，她看着手里的释放证明，心里却不是滋味。她一直不想靠家族的名声吃饭，可这次偏偏是“曾家后人”的身份救了她。她对着雨丝叹了口气：“以后不到万不得已，再也不提这个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宪植就去了全国妇联工作，从副秘书长做到了副主席，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她的办公室很简陋，桌子是旧木箱拼起来的，椅子因为坐久了还有些摇晃，工作人员劝她换些新的，她自己却对此并不在意，只说：“行军的时候，有半壶水就能走几十里路，现在还有个桌子，够用了。”
曾宪植从不喜欢摆“官架子”，妇联里面的年轻姑娘都亲切地叫她“阿曾妈妈”。由此，一位农村妇女来上访，说自己的土地被占了，没人管。曾宪植听说以后，就亲自接待了她，还陪着她一起回农村调查。
白天走山路，晚上住农家院，吃的是红薯稀饭，她一点都不嫌弃。最后问题解决了，那个妇女拉着她的手哭：“您真是我们妇女的贴心人。”
别看对群众的事情那么热心，曾宪植却对自己很“抠门”，一辈子都没置办过什么家产。在北京胡同的小屋里，她住了几十年，屋里只有一张木床、一个旧衣柜，还有几只小板凳围着一张小桌子。
儿子叶选宁回来住，都只能搭张临时的床。有亲戚劝她换个大点儿的房子，她却说：“房子够住就行，把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特殊时期那几年，曾宪植也遭了不少罪。她被打成“反革命”，送到河北衡水的“五七干校” 劳动，每天要扛锄头、挑水，还要被批斗。有次造反派把她拉到空地上，假装要枪毙她，她闭着眼睛，心里却一点都不害怕，她没做错事，不怕冤枉。
后来儿子叶选宁写信给毛主席，请求让母亲回京治病。毛主席看了信后，当即批示让周总理安排。
那天晚上，一辆专车连夜赶到衡水，把病得很重的曾宪植接回了北京。住进医院后，她还惦记着妇联的工作，让护士把材料带给她，在病床上批注意见。
1978年，全国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曾宪植再次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有人劝她好好休息，别太累了，她却说：“只要我还能动，就要为妇女事业多做点儿事。”
1989年10月11日，79岁的曾宪植在广州病逝。追悼会上，只有一张她在开国大典上的黑白照片，挂在灵堂中央。照片里的她，神情沉稳，眼神里满是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