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的一场记者会上，拉夫罗夫再次提起中俄印合作机制，说这是“平衡国际格局的重要工具”，还特意强调要尽快恢复外长会晤。这个说法他在过去5年里至少公开讲过3次，但这一次，中国和印度的反应都明显冷淡。
其实从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造成双方人员伤亡之后，中印关系就迅速下行，到2026年仍在进行第20多轮边境谈判，互信度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俄印构想刚提出时的水平。那时候，俄罗斯试图拉起一个“对冲西方”的三角，而现在，三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各不相同。
印度在2023年和美国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签了新的军购合同，引进多批美国装备，并在“印太”机制下频繁参加联合军演。与此同时，它一边参与俄方牵头的一些会议，一边在边境继续加紧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两手下注”的做法让中俄印框架变得越来越虚。
中国的考量则在悄悄转向别处。2026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突破6万亿元人民币，继续稳居彼此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到2025年，这个数字仍保持增长。相比之下，中印贸易虽然在2025年被多家机构预测将“站上高位”，但投资审查更严，新项目推进并不顺畅。
中印之间的摩擦也体现在更细的层面。自2020年后，印度陆续禁用上百款中国App，并以“安全审查”为由限制多家中国企业新投资布局，这些政策延续到2026年都没完全松动。俄罗斯虽然试图在两国之间充当“调停者”，但在这些具体政策面前，很难给出实质性缓和方案。
俄罗斯自己同样面临压力。2026年，它在西方制裁下对外能源出口大幅调整，对华贸易规模明显上升，官方多次强调中国是“可靠伙伴”。不过，俄方也清楚只靠双边难以抵消在欧洲市场的损失，因此才不断把中俄印三边机制拿出来“再包装”，希望在亚洲保住影响力。
问题是，印度并不愿意在一个明显带有“对抗西方”标签的架构里绑得太死。2025年，印度继续参加“象限安全对话”等平台，海军在印度洋、太平洋多次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联演。这些公开活动被媒体反复报道，也在客观上加重了中国对其战略走向的疑虑。
中国在权衡这些变量时，把精力更多放到“南方合作”上。2026年，东盟整体GDP增速超过5%，在全球增速中处于前列；同一年，RCEP开始实质降低区域关税，区域内货物流动明显提速。对中国企业来说，这些数字比一场象征意义更大的外长会更直接。
海湾地区也在变。沙特和阿联酋推动“愿景2030”“愿景2050”之类的转型规划，希望非油气收入占比在十几年内大幅提高。2025年，中国企业和海湾伙伴签下多项新能源与储能项目合同，其中不少是10年以上的长期安排，涉及光伏、电池和氢能等领域。
中东的油气还是基础盘。2025年，中国与部分海湾国家续签或新签长期原油与天然气供给协议，为国内能源安全锁定了至少10年以上的稳定体量。与此对应，中国向当地输出成套工程、物流和数字基础设施，形成“资源换产业链配套”的模式，数据和时间点都能查得到。
东南亚方面，越南和印尼是产业转移中的两个显眼节点。2026年，越南吸引的制造业外资规模继续上升，印尼在镍资源和电池产业上也拿到不少新订单。大量中国设备、零部件和管理团队进入当地工厂，让这些项目不只停留在签约仪式，而是转化成看得见的产能。
在这种以项目为核心的合作中，“新三角”逐渐成形：海湾提供稳定能源和部分资本，中国提供制造能力和技术方案，东南亚吸纳产业和产品，同时贡献市场和劳动力。2025年在吉隆坡举行的一次区域会议上，相关各方专门讨论了怎样分散对单一市场的依赖，这一点和上世纪90年代的中俄印设想已经完全不同。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可以看到两条路线在2026—2025年前后明显分叉。一条是俄罗斯坚持的“中俄印外长会+安全对话”路线，从1998年、2003年一路说到2026年，但会议频率下降、成果有限；另一条是围绕RCEP、双边自贸协定和能源长约的南方合作，合同数、贸易额和项目落地率都有实实在在的统计。
中国对于旧机制并没有公开“切割”的表态，外交辞令仍然保留对三边对话的“欢迎”。不过从行动来看，2026年开年公布的多项规划，更强调同“全球南方”合作，而不是单独突出某一个三边框架。文件中列出的重点地区，集中在东盟、西亚北非和拉美，俄印并未占据主角位置。
印度的角色一直比较微妙。它一方面继续从俄罗斯进口大量能源和军备，2026年俄印贸易额仍在高位；另一方面，对美国和西方技术、市场保持高度兴趣，2025年与美欧在半导体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又有新进展。这样的组合，让它在任何固定三角里都保持了机动性。
中印双边贸易的体量并不小，多家机构在2025年给出的数字预测都指向“高位运行”，但这并不等同于政治互信同步恢复。边境谈判虽然在持续推进，具体到撤军安排和巡逻规则的问题上，每一轮会谈都要花数月时间协调，真正落实到现场往往还需要更久。
对中国来说，选择把主要精力放到东南亚和海湾，并不意味着要与俄罗斯或印度“划清界限”。2026年，中国仍是俄罗斯能源的重要买家之一，也是印度多个工业品和中间产品的供应方。但在资源有限、外部环境复杂的情况下，把最稳定的资源投入到回报更确定的方向，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计算。
这一计算的另一个背景是全球产业链的调整。新冠疫情后的几年里，企业对“单一供应地”风险的讨论非常多，2023年和2026年有关“多元化布局”的报告数量明显增加。对中国企业来说，与其在存在长期边境争议和安全互信不足的方向加码，不如在规则相对清晰、发展目标较一致的地区深挖。
从俄罗斯的视角看，中俄印机制承载了不少历史情结。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它在G8以外寻找新的发声平台，希望通过“金砖+中俄印”等形式，构建一个涵盖近30亿人口的大框架。如今，金砖机制仍在扩容，但中俄印这个早期概念却显得有些被时代“甩在后面”。
外交辞令和现实盘算之间的落差，正在这一点上暴露出来。拉夫罗夫在2025年的几次公开讲话里，多次强调要恢复“外长定期会晤”，并把重点放在“安全对话”和“战略互信”上；而同一时期，中国商务、能源和交通部门公布的具体项目列表里，更多出现的是吉达、利雅得、雅加达和胡志明市这些地名。
即便如此，旧框架并没有被某个国家正式宣布“终结”。2026年前后，只要有合适场合，三国外长仍有机会在大型多边会议边上短暂会面，交换看法，记录写进公报。它更像是一条被保留在桌面上的“备选路线”，随时可以被提起，也随时可能被更实在的议程挤到后面。
在另一个平行进程中，海湾国家对中国新能源的投资兴趣明显升温。2026年至2025年，多个主权基金公开表示要增加对中国绿色产业和科技企业的权益投资规模，具体比例从原先资产组合中的个位数，计划提升到更高水平。东南亚国家则把关注点放在就业、产业升级和出口增长上。
这些看得见的利益，正在一点点巩固“新三角”的黏性。对企业而言，能在合同期限、回报周期和政策稳定性上算出大致数字，比听一个宏大但不确定的地缘政治构想来得重要。从2026年的项目数到2025年的投资额，再到2026年可能公布的新统计，趋势是否会继续保持下去，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