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改变一个国家走向的，不是千军万马，就是一通电话。
1980年开春，北京城里到处都是一股子新气象，人们的脸上挂着几十年来少见的松快。
可是在总参谋长杨得志的办公室里，气氛却跟外头完全是两个世界。
那台红色的保密电话机突然炸响，尖锐的铃声让这位身经百战的上将心里“咯噔”一下。
他知道这个号码，电话那头是刚从国防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徐向前元帅。
果不其然，听筒里传来徐帅那标志性的、带着浓重山西口音的沙哑声音，像是两块砂纸在摩擦，但每个字都透着一股寒气：“得志，我让你办的那个残疾军人的事，怎么一个月了，一点响动都没有？”
就这么一句，没有铺垫，没有客套，直愣愣地砸过来。
杨得志握着话筒，后背的冷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他清楚，这不光是老首长在催工作，这是一个为这个国家流过血、断过腿的老兵，在替千千万万个被遗忘的弟兄们发问。
街头的勋章与元帅的怒火
这事儿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那时候，快八十岁的徐向前元帅已经不怎么管具体事务了，可他那颗心，一辈子都拴在军队上。
那天下午，警卫员送来一份内部参阅，薄薄的几页纸，搁在桌上却好像有千斤重。
徐帅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看。
看到其中一段，他的手停住了，呼吸也变得粗重。
材料上白纸黑字写着：一名在南疆反击战中被炸断双腿的战斗英雄，复员回到老家，地方上没人管，政策也跟不上，最后竟然落到自己钉了个木板车，在街上乞讨过活。
那枚用命换来的军功章，就挂在他褴褛的胸前。
“岂有此理！”
徐帅一把将材料拍在桌上，震得茶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
眼珠子瞬间就红了。
“我们的人，为国家把腿都打没了，回来就得要饭？
这叫什么事！”
这不是待遇好不好的问题，这是在打所有军人的脸，是在挖这个国家的良心。
老帅的火气一上来，谁也拦不住。
他没按程序一层层打报告，直接让秘书接通了刚上任的总参谋长杨得志的电话，让他立刻过来。
杨得志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悍将，从湖南醴陵的穷孩子一路打到上将，对徐帅这种老革命家是发自内心的敬重。
他一路小跑赶到徐帅家里，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
老帅黑着一张脸，一句话不说，就把那份材料递给了他。
“得志，你带的兵，现在在街上要饭，你知道吗？”
徐帅的声音压得很低，但那股子怒火，烧得杨得志脸上发烫。
杨得志看完，手都开始发抖。
这些兵，不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吗？
他们是拿身体给共和国当墙使的。
他当即就向老帅保证：“首长，您放心！
这事我马上查，查个底朝天！
我给您一个交代，给所有为国负伤的弟-战士们一个交代！”
一笔算不清的烂账
杨得志的作风一向是说干就干。
他回到总参，立马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派人往全国各地去摸底。
可他没想到，这一下手，捅开的根本不是一个窟窿，而是一个烂了好几十年的大泥潭。
首先，就是一笔谁也算不清的糊涂账。
全国到底有多少因战致残的军人？
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从民政到军队，竟然没一个部门能拿出个准数。
这里头，有当年跟着毛主席走长征、腿脚烂在草地里的老红军；有在朝鲜战场上，手脚被冻掉在长津湖的志愿军；还有刚刚从中越边境的猫耳洞里抬下来的、断了胳膊少了腿的年轻人。
几十年下来，人换了一代又一代，档案管得乱七八糟，有的人档案丢了，有的人名字记错了，还有很多人，压根就没被登记进地方民政的抚恤名单里。
人找不到，钱和政策自然也就落不到他们头上。
其次，是军队和地方那套交接的规矩，跟筛子似的，到处都是漏洞。
当时的情况是，部队管把人送出军队，地方民政管接收安置，可中间这个交接过程，简直是一塌糊涂。
部队的一纸介绍信，到了地方，可能转手就找不着了。
杨得志派下去的人发现一个骇人听闻的情况：某个省，军队花名册上的烈士和残疾军人名单，跟省民政厅档案里的名单一对，竟然差了将近三分之一！
那些“消失”的人，抚恤金、优待粮，自然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最要命的，还是那个时代的穷。
1980年，国家刚从十年浩劫里缓过一口气，到处都要用钱，搞经济建设，补历史欠账，国库穷得叮当响。
军队的日子也紧巴巴的，一切都得“忍耐”。
在这么个全国上下都勒着裤腰带过日子的年头，突然要拿出一大笔钱来全面解决这么多伤残军人的问题，难度可想而知。
更让调查组的人心里难受的是，好多老兵，自己过得再苦再难，也从不吭声。
他们脑子里就一个念头：“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他们觉得，国家养活这么多人不容易，自己受点苦算什么。
要不是那个乞讨的英雄被人认出来送去医院，他的事，可能就永远烂在肚子里，没人知道了。
调查工作千头万绪，一个月过去，杨得志这边也只是理出了个大概的轮廓，具体方案还没成型。
他觉得需要更多时间，可没想到，老帅那边已经等不及了。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通催命似的电话。
老帅的“两手棋”
电话里被徐帅一通吼，杨得志是一刻也不敢耽搁，拿着初步的调查报告又一次赶到了徐帅家。
他把调查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从糊涂账到制度漏洞，再到国家财政的紧张，原原本本地跟老帅做了汇报。
他本以为老帅听了会更火大。
没想到，徐向前听完后，半天没说话。
屋子里安静极了，老帅坐在沙发上，手指头一下一下地敲着扶手。
他那双打量过无数战场地图的眼睛，此刻正盯着虚空中的某一点。
过了许久，他才开口，语气已经平静下来，但思路却像制定作战计划一样清晰。
“困难，我知道比天大。
但是，再大也大不过战士们心里那份寒心。
这事不能再拖。”
徐向前看着杨得志，伸出两个指头，“我给你出两个主意，你走两条路。
第一，继续往下深挖，把全国的伤残军人，一个一个地给我核实清楚，把名字、情况都落到纸上，这是我们跟中央开口要东西的底牌。
第二，别等了！
你马上亲自带人，起草一份最详细的报告，把问题有多严重、困难有多大，都给我写透了。
然后，直接绕过那些部门，呈报中央！
这事，得从最上头打开口子，向中央要一笔专项的钱，专门用来干这个事！”
这番话，一下子把杨得志给点醒了。
他之前还一直琢磨着怎么跟民政、财政这些部门去协调、去扯皮，没想到老帅一句话，就给他指了条直捣黄龙的路。
回到总参，杨得志立刻把人分成两拨。
一拨人继续撒到全国各地，不计成本地去核对每一个老兵的身份和现状，务必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另一拨人，由他亲自坐镇，关在办公室里不分昼、夜以继日地写那份报告。
每一个字，都关系着无数功臣后半辈子的活路。
那段时间，徐向前也没闲着。
他利用自己开国元帅的身份和威望，在几次重要的军委会议上，反复提起这件事，为杨得志的行动“保驾护航”，在最高层不断地吹风，争取支持。
一笔救命钱，一道紧箍咒
在两位老将军一明一暗的合力推动下，那份凝聚着无数人心血和期盼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了中南海。
报告里揭示的情况，让中央的领导们也深受震动。
经过几次专门会议的研究，到了1980年底，中央正式拍板：批准从紧张的国家财政里，专门划拨一笔巨额的专项资金，用于全面普查和提高全国残疾军人、烈士遗属的抚恤标准和生活待遇。
这笔“救命钱”一下来，就像一道军令，一场席卷全国的拥军优抚行动迅速铺开。
那些流落在各地的伤残老兵被一个个找到，有的安排进了荣军院，有的解决了住房，有的提高了抚恤金。
一些地方还专门为那些有劳动能力但找不到工作的伤残军人，开办了福利工厂。
那笔从中央拨下来的专款，像第一场春雨，落进了干涸的土地。
但所有人都明白，要让这片土地真正恢复生机，光靠一场雨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