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0日，《北京日报》头版登了篇不到两千字的通讯，标题叫《丹心一片照后人》，末尾署名是“罗青长”。
这三个字当时没引起多少普通人注意，但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篇文章不简单。
果不其然，文章里说的那位长眠地下三十五年的老人，一下子就被拉回了公众视野。
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此前曾任国民党少将、还是傅作义最信赖机要秘书的阎又文。
直到这天，大家才第一次知道，他竟然是中共潜伏时间最长的秘密党员从接受特科指令到病逝，整整二十四年都在刀尖上走，到死都没暴露身份。
本来想按时间线从他出生开始讲，但后来发现从1997年这个时间点切入，大家更容易get到这个故事的冲击力。
一个人去世三十五年，身份才被公开，连他的子女之前都因为“历史不清”，政审时屡屡碰壁，这得多让人唏嘘？后来他孙辈整理遗物，从一本线装《尔雅》的挖空页里，找到那张写着“狼山一线，敌增兵三个旅，速转”的密信，这才明白祖父一辈子沉默，到底藏着多大的分量。
从山西书生到傅作义亲信
阎又文是1914年生的，老家在山西万荣县荣河镇，家里是破落的塾师家庭。
那个年代能供出个大学生不容易，他父母节衣缩食，把全家希望都放在他这个“会读书”的长子身上。
1933年，他考上了山西大学法学院，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不过那时候的太原可不太平，日军铁蹄步步紧逼，校园里却暗流涌动。
杜任之、张友渔这些地下党员，借着“社会科学读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
阎又文就是在那时候，第一次读到了油印版的《共产党宣言》，据说当晚就没睡着觉，心里想“原来真有人在为穷人找出路”。
这种想法，放在当时的进步青年里其实很常见，但能真正付诸行动的，就没那么多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学校停课了。
换做别人，可能早就回乡避难了，但阎又文没这么做。
他揣着干粮一路往西走，目标很明确延安。
在抗大第四期学习时，他把《论持久战》啃得很透，又因为文笔好、心思细，被选进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侦察干部训练班。
这里可不是随便学学，周恩来亲自拟定了“潜伏四要”：隐身、藏锋、慎独、待机。
这四条，后来成了他潜伏生涯的准则。
1938年3月，他在窑洞前宣了誓，正式入党。
紧接着，第一项任务就来了：利用山西同乡的身份，打入傅作义部，长期潜伏，代号“木匠”。
这个任务风险太高了，傅作义是什么人？阎锡山的旧部，当时已经是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想在他身边站稳脚跟，还不被发现，难度可想而知。
阎又文是以“失业书生”的身份投军的，一开始就被安排做文书。
机会来得很快，一天晚上，傅作义在起草《告官兵书》，写到“若华北沦陷，吾辈有何面目见父老”时，卡了壳，半天想不出下句。
阎又文犹豫了一下，还是递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可续‘当洒最后一滴血，不让寸土’”。
没想到傅作义一看就拍了桌子，觉得写得好，第二天就把他调到身边当私人秘书，还给了少校军衔。
从这以后，他就成了傅作义形影不离的“笔杆子”，讲话稿、作战命令，甚至私人信件，都出自他手。
但没人知道，每份文件他都会默默抄录一份，用明矾水写在《曾文正公家书》的行间里，再由交通员扮成书商，经过平遥、汾阳，送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之前傅部策划“冬季攻势”那回，他连夜把作战图拆成四份，分别藏在蜡烛、罐头、马鞍、药盒里送出去，就因为这，八路军才提前跳出了包围圈。
如此看来，他这个“笔杆子”，不仅为傅作义服务，更在暗中为革命做事。
失联七年没垮，靠的不是运气是信仰
潜伏的日子本来就凶险，更糟的还在后面。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彻底公开化，傅作义也开始在内部清共。
阎又文的上级，也就是政训处地下党支部书记潘纪文，被迫撤离了。
这一下，他的单线联络就断了。
联络一断，潜伏者就像没了根的树，随时可能倒下。
阎又文也知道危险，他把密写工具沉进了黄河，把党员证藏在棉袄夹层里，继续以“傅亲信”的身份出席最高军事会议，情报只能默默记在脑子里，等着有人来“唤醒”他。
这一等，就是七年。
这七年里，他过得有多难？为了不暴露，他主动申请负责后勤，减少和作战机密的直接接触。
晚上回到宿舍，他会把当天看到的兵力数字、枪械型号、军官姓名，用暗号刻在《三国演义》的书口上，再用牛皮纸包成“枕头芯”。
这种做法，看着笨，但在当时却是最安全的。
有一次，傅作义升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要把司令部迁到绥远陕坝，阎又文跟着一起去。
路上遇到了日机轰炸，他第一反应不是躲，而是扑在公文箱上，用身体护住里面的“绥东兵力配置表”。
背部被弹片划了三道口子，血流得止不住，他却死死抱着箱子不松手。
后来才知道，箱子底部还压着没送出去的情报。
换做一般人，可能早就慌了，但他心里清楚，情报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奉命东进受降，阎又文也跟着到了归绥。
他敏锐地察觉到，国民党要发动全面内战了，可自己还是联系不上组织。
一天晚上下着雨，他冒险在《大公报》边缘栏的空白处，用米汤写了“木匠盼归”四个字，夹在报纸里丢进了邮局门前的“死信信箱”。
这是他和潘纪文早先约定的“唤醒暗号”，他以为这样能联系上组织，可一个月过去了，一点回音都没有。
后来才知道，潘纪文那时候已经被调到东北了，而他那封“死信”，被雨水泡烂了，永远没送到。
直到1946年2月，事情才有了转机。
那天，一个“皮货商”来到归绥大街，连续三天在傅部门口摆摊，叫卖“张家口紫貂”。
第四天傍晚，阎又文路过，商人低声问他“先生可识山西荣河阎又文？”阎又文心里一震，回答说“荣河无此人，唯有万荣阎又文”。
接着，商人伸出右手，掌心写着“728”这是延安的联络代号。
那一刻，阎又文眼眶都热了，七年的“孤岛”生活，终于靠岸了。
来人叫王玉，是受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来恢复联系的。
当晚，在旧城一间废弃的羊杂铺里，阎又文用暗语汇报：傅作义正奉蒋介石的密令，准备在10月发起“绥东战役”，先夺卓资山，再攻集宁，想切断晋察冀与陕甘宁的走廊。
他还把兵力部署、火炮数量、出动路线，一一画在包羊肉的薄纸上。
王玉临走时，阎又文握住他的手，声音都在抖：“请转告中央，木匠还在，木匠还能用。”这句话，听着简单，却藏着他七年的坚守和不甘。
后来的事，大家多少也能猜到。
平津战役时，他按李克农的“十四日限令”，把密码本拆成标点符号，逗号代表“团”，句号代表“营”，引号代表“连”，排进《平明日报》校样里送出去。
天津城防图被缩拍成烟盒大小，藏在“哈德门”烟盒里，送到了东北野战军前指。
刘亚楼就是靠这个，调整了炮兵射界，29小时就拿下了天津，堵死了傅作义海上南逃的路。
更关键的是，他还利用“老乡+幕僚”的双重身份，给傅作义做“攻心”工作。
解放军总攻天津的炮声传到北平那天，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来回踱步，嘴里念叨着“南下？西走？死守？”
阎又文递上一杯热茶，缓缓说“司令，南下是寄人篱下，西走是戈壁绝路，死守是千古罪人，北平两百万生灵、千年古都，就在您一念之间。”三小时后，傅作义拍了板：谈判。
后来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也是阎又文亲手起草的，他还代表傅部宣读了协议，北平就这么和平解放了，千年古都没遭炮火，这背后有他的大功。
建国后，按惯例，多数潜伏干部都能公开身份、恢复党籍，但阎又文接到的指令是继续隐蔽，跟着傅作义转入水利部，以备将来“可能再用”。
他没二话，服从了安排，出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党员关系留在了中央社会部的“绝密柜”里，连妻子丁宴秋都不知道底细。
1962年，他因为肝癌住院，弥留之际，只对妻子说了一句“有事……找组织”，就再也没睁开眼，那年他才48岁。
他的讣告见报时，头衔只有“国务院水利部办公厅主任”，生平一栏是空的。
六个子女参军、考学、提干，每次政审都卡壳，理由都是“父亲历史不清”。
长子阎晓强想参军，却被部队拒之门外，哭着问母亲“爸爸到底干错了什么？”丁宴秋只能含着泪摇头，她也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
直到1993年，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偶遇王玉，才知道“阎又文早该解密”。
1997年，罗青长亲笔写了《丹心一片照后人》，在《北京日报》上公开证明：阎又文，1938年入党，中共秘密党员。
身份公开那天，阎家六个孩子聚在老宅，把父亲留下的那本翻烂的《尔雅》一页页摊开，在第37页的夹缝里，发现了半张发黄的毛边纸，上面是苍劲的铅笔字：“信念可以埋藏，但绝不动摇。”后面的日期是北平谈判最焦灼的时候。
次子阎晓宏抚摸着纸纹，眼泪止不住地流：“爸爸，您放心，组织没有忘记您。”
现在去香山革命纪念馆，一排排红色姓名里找不到“阎又文”；但在傅作义纪念馆，他的照片挂在“和平使者”展板的第一格，解说词只有一句“傅将军的秘书，生平不详。”
这或许就是这位潜伏者最响亮的勋章把名字埋进黑暗，把光明留给别人。
历史上有太多像阎又文这样的“隐形人”，他们没享过鲜花和掌声，却用一生践行了“若组织需要，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誓言。
1997年，罗青长用颤抖的手写下“他是秘密党员”时，阎又文已经听不到了，但我们可以替他回答：“是的，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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