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谭家桥的林子里来了一位老人。
这一年粟裕71岁了，身体垮得厉害，走几步路都得让人扶着。
这时候的他，早就顶着“战神”的名号威震四海。
可站在那片郁郁葱葱的山坡上，这位打了一辈子胜仗的将军，盯着远处的群山，眼圈红得吓人，心里那个疙瘩怎么也解不开。
也就是在那儿，他反反复复念叨一句话：要是当年这棋盘能让我来下，谭家桥这一局，绝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
这句话，他在肚子里憋了整整44年。
就为了验证这句没机会说出口的假设，红十军团把老本都赔光了。
方志敏、刘畴西、寻淮洲，这些名字响当当的将领，血全都流在了这片土地上。
要理清这笔烂账，还得把日历翻回到1934年那个刺骨的冬天，回到那个关于“听谁号令”的死局里。
那时候的盘面，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异。
1934年6月，红七军团接了个“抗日先遣队”的名头往北走。
这一路苦头吃尽，好不容易熬到10月在赣东北跟红十军碰了头，两家合一家，挂牌叫红十军团。
按老话讲，兵合一处，拳头该更硬才对。
可坏就坏在这个新班子的搭架子上，埋了一颗大雷。
瞧瞧这套班底：扛大旗的一把手是方志敏，可他管的是政治方向；握着军事指挥棒的是刘畴西；本来能打硬仗的原军团长寻淮洲，因为之前栽过跟头，被摁在19师当师长；至于粟裕，虽说名片上印着军团参谋长，可实际上被挡在了“军事委员会”的大门外头。
这点差别，真能要了命。
在当年的队伍里，进不了那个委员会，你就等于没长嘴。
哪怕你脑子里的战术再神，提出来也就是个参考意见，采不采纳，全看主官心情好坏。
那握着最后拍板权的刘畴西，到底是个什么路数？
这人是黄埔一期的尖子生，还在黄埔同学会当过头儿，蒋介石都高看他一眼，后来更是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镀了一层金。
放眼当时的红军将领，除了左权，能在资历学历上压他一头的，真找不出几个。
反观粟裕，虽说是南昌起义走出来的老兵，可跟人家比资历太浅，属于那种泥腿子出身的实战派。
在刘畴西看来，对面那个刚冒头的国民党旅长王耀武，不过是黄埔三期的小学弟，根本不够看。
刘畴西心里有本账：王耀武年轻气盛，一心想抢功劳，肯定会翘尾巴轻敌。
谭家桥这地方山势险要，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的伏击场。
这账算错没？
没毛病。
从兵法逻辑上讲，是对的。
篓子出在“用什么兵去打”这事儿上。
当时红十军团手里攥着三张牌：19师、20师、21师。
19师是老底子，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精锐；20师和21师呢，刚塞进来一大批新兵蛋子，根本没见过大场面。
刘畴西把旗子一插：让新兵占大头的20师、21师当主力，去打埋伏；把最能打的19师晾在一边打下手。
粟裕一听这安排，急得火烧眉毛。
他脑子里的账是反着算的：王耀武虽然嫩，但他带的是国民党正规军，装备好得流油，训练也扎实，绝不是以前咱们对付的那些保安团草台班子。
让一群没见过血的新兵去伏击正规军精锐，第一下要是咬不死，回头就能被人家把牙崩了。
想赢，就得把19师这把快刀插在敌人的心窝子上。
粟裕找刘畴西争得脸红脖子粗，又找刘英去游说，没用。
因为他不在那个委员会里，手里没那张投票权。
刘畴西牛脾气上来了。
他太迷信自己在课本上学的那套东西，也太自信能拿捏住那位“黄埔学弟”的心理，唯独忘了战场上那个最要命的词——执行力。
现实很残酷，战场不认学历证书，只认概率。
开打那天上午，20师和21师趴在草窝子里。
王耀武的队伍正一步步往口袋里钻。
眼瞅着刘畴西的计划就要兑现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事了。
埋伏圈里冷不丁响了枪。
先是一声，紧接着又是两声。
这三声枪响，在死一般寂静的山沟里，炸得人心惊肉跳。
谁扣的扳机？
21师的一个新兵。
谁也说不清他是紧张得走了火，还是吓得手抖控制不住。
这恰恰是粟裕最怕的：新兵那脆弱的心理防线，根本扛不住伏击战那种令人窒息的高压。
王耀武那是多鬼精的人？
枪声一响，他脑子转得飞快，立马知道中计了，但他没乱，反而迅速变阵，扭头就反扑。
这一来，刘畴西布阵的短板彻底漏了底。
好好的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毫无经验的20师和21师直接暴露在人家枪口下，当场就被打懵了。
猎人瞬间变成了猎物，乱成了一锅粥。
这时候再想调19师上来救火，黄花菜都凉了。
接到死命令的寻淮洲，为了把局面扳回来，豁出命带头冲锋，猛攻敌人屁股。
可混战之中，这位年轻的猛将挨了重伤，最后没能挺过来。
这一仗，红十军团的主力被打残废了，别说吃掉王耀武，连自己怎么脱身都成了问题。
谭家桥打输了，红十军团只能撤。
可就在撤退路上，刘畴西又做了一个决定，直接把剩下的弟兄送上了绝路。
那天老天爷下着暴雨，路烂得没法走，队伍累得只剩一口气。
摆在刘畴西面前就两条路：
路子A：立刻突围。
别管多累多苦，趁着敌人包围圈还没扎紧，拼死冲出去。
路子B：睡一觉。
赌国民党军队这种鬼天气也不会出门行军。
刘畴西选了B。
他的脑子还是转不过那道“学院派”的弯：暴雨天行军不合常理，敌人也是肉长的，也要躲雨。
粟裕坚决不干。
他太了解国民党军那帮想升官发财的主儿了，为了抓红军，这帮人什么疯事都干得出来。
晚走一步，那就是鬼门关。
两边顶牛，谁也不服谁。
最后方志敏出来和稀泥，折腾出一个折中方案：粟裕和方志敏带着先头部队先走，刘畴西带大部队歇一宿，随后跟上。
就这么个决定，划出了生与死的界线。
那天晚上，粟裕带着人冒雨狂奔，那真是在泥汤子里打滚，但他硬是把人带出去了。
而方志敏，本来脚都跨出包围圈了。
可他回头一望，刘畴西的大部队影儿都没有。
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让方志敏做了最后的抉择：他把粟裕往前推了一把让他先走，自己掉转马头，重新钻回包围圈里，去催、去接刘畴西。
结果呢，那场雨压根没挡住国民党军的脚板子。
大部队被围了个铁桶一般。
刘畴西被抓，方志敏也被抓。
这两位红十军团的顶梁柱，后来都在南昌慷慨赴死。
曾经风光无限的红十军团，就这么在一连串的错误拍板和犹豫不决里，灰飞烟灭。
只剩下粟裕，带着几百号残兵败将，在深山老林里九死一生，好歹给中国革命留了一颗火种。
所以啊，当1978年的粟裕再踩上谭家桥这块地皮时，他眼里的哪是风景。
他看见的是寻淮洲倒在血泊里的身子，是方志敏那个义无反顾掉头回去的背影，是那三声该死的枪响，更是那个让他感到窒息、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的“军事委员会”门槛。
所谓的“遗憾”，真不是因为打输了仗。
胜败这事儿，谁也没法常胜不败。
真正扎心的遗憾是，他明明一眼看穿了前面的万丈深渊，明明算准了每一步有多凶险，可就因为手里没那点“话语权”，只能眼睁睁瞅着战友们往坑里跳。
这笔血淋淋的账，他在心里算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