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桥下彻在演播室镜头前闭目深呼吸，随即刷屏的数字是76%，当被问及是否要改善中日关系时，只有24%的人认为要改善，大部分人都给出了冷冰冰的“没必要”。同一天，高市早苗率领“自民党维新会”联盟获得350个议席的绝对多数，众议院明显右倾。竞选庆祝会还没有结束，有关中国民意的拷问已经见分晓了，而且并不悦耳。
最近几个月日本的节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六到七成之间，很少出现波动的情况。更重要的是，高支持率并不是因为内政、经济原因，而是因为对华强硬。她在国会谈论台海问题时语气强硬，把所谓“台湾有事”界定为触发日本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
该教科书上的术语已经进入了日常生活，当触及到对方的红线之后，日本的水产被叫停了进口，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也变得严格起来，企业的利润下降了，物流时间变长了，供应链也变得紧张起来。经济受挫一般会拖累支持率，但是日本社会却出现了“逆反式团结”的现象：越是紧张就越要强硬，宁愿承受短期经济阵痛也要把“国家尊严”放在更加显眼的位置。反对党提出的“修复对华关系”、“战略互惠”等温和理性的主张没有得到选民的支持，选民选择了“安全感”。
“没有必要去改善”的心理背后有三条清晰的脉络。
第一种是对于“切香肠式”的压力脱敏和反弹：摩擦时间长、好感度低，很多人都形成了“让步也没有好的结果”的认知，干脆不再抱有任何期望，就连改善的道路也不想走。
其二，年轻一代的价值重塑：二三十岁的群体对高市外交的支持度最高，成长于经济停滞时期，对增长、工资的敏感度不如父辈，但是对主权、独立、国格有天生的敏感；社交媒体把强硬解读为“有骨气”、“不媚俗”，情绪价值弥补了多年的失落。
第三，“威胁认知”日常化：高市团队把外部环境描绘成“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当“存立危机”进入普通人的耳朵里，零和思维占了上风，改善就是示弱，保持距离就是自保。叙事框架被不断地传播着，时间一长就变成了集体的选择。
把政治与经济放在同一张桌子上考虑，会更复杂一些。路透社与NHK追踪发现，接近一半的日本企业对于2026年的对华业务持悲观态度，供应链断裂、进出口受阻，利润被蚕食；近三分之二的企业承认关系恶化侵蚀利润。但是帝国数据银行的对比发现，仍然有四成以上的日本企业表示影响不大。
这表明了“抗压耐性”生成：高市力推“高市经济学”，加快“中国+1”甚至“去中国化”。多元化抬高了成本，但是为了应对政策风险而增加牌照。企业可以支撑起来，从而形成底气；底气传到民意中，就成为不需要改善的心理支柱。
因此选举大胜加上民调更显扎眼，350席不但重绘了政治版图，而且宣示了社会情绪。76%的回答不是选择，而是一条路的赌注。被称作“危险的新常态”。自从田中角荣开创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关系叙事就被改写：由“政冷经热”变为“政冷经亦冷”，日本主流民意由“政经分离”的实用主义转为“安全第一”的现实主义。
有两方面的警示。对于中国来说，过去有效的经济杠杆，在民意右倾并且执政基础稳固的日本政府面前效力减弱，外部压力甚至会成为高市团队的助推器，产生凝聚作用而不是倒逼作用。反直觉的效果要重新考虑，工具箱要重新排列，节奏也要重新把握。是定点差异化还是结构性全面化，空间很大但是要小心，过度系统性对抗容易造成对方“危机共识”，从而使得强硬一方获得更多政治利益。
对日本来说，这是一条独木桥：一边是“安全”的想象，另一边是“繁荣”的现实。美国是盟友，但是安全承诺并不一定能换来持久的经济好处。民意的热情可以一时被激起，但是账本是无情的。当中日交恶的成本从企业端传导到家庭端，菜价、学费、养老金等等都开始具体化的时候，右转的热情还能持续多久，没有人敢轻易回答。
还要看到，年轻人的情绪不应该被简单地标签化。他们的“不改善”，主要是对不确定世界的自我保护反应，诉求就是掌控感，就是“我们自己做主”的心理安慰。治理的智慧不在于对抗输赢，而在于把这种“要掌控”的需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保障、职业机会、科技创新，把安全变成可以触摸的生活质量，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
接下来会有很多东西被检验出来：企业供应链的调整是否可以抵消掉政策风险带来的冲击；年轻人的安全感能否转化为职位和收入的增加；“存立危机”的说法是否能在不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情况下维持社会团结。这不是一句口号、一次选举就能定格的，要看数据、生活和真实的账本。
中日关系几十年来起起伏伏，这次拐点来得更快、更不留情面。高市大胜只是开始而不是终点。“没必要改善”可以看作是一次“情绪投票”。情绪可以理解，但是政策要把握好分寸；强硬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达到何种程度既不伤筋动骨又可以守住底线，这是一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