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孔令华突然接到总政治部的电话,说中央决定从7月1日起,让李敏享受副军级待遇

孔令华挂了电话,一路跑回家,拉着李敏的手说:“中央没忘记咱们,娇娇,以后日子能好点了!”李敏看着丈夫激动的样子,眼眶湿了。这么多年,她从没盼过什么特殊待遇,可这份关怀,让她觉得心里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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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感谢中央,李敏和孔令华一起写了封感谢信,还特意嘱托孔令华的妹妹孔淑静,一定要亲手交给江泽民主席。1997年春节,孔淑静在中办团拜会上,把信交到了江主席手里。

有人问李敏,现在享受副军级待遇了,要不要改善改善生活?李敏却摇摇头,还是穿以前的灰布衣,袖口领口磨得发白了也舍不得扔:“衣服还能穿,扔了可惜,爸爸以前比我还节俭。”

她口中的“爸爸”,不是旁人,正是我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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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陕北,长征的脚步还没完全停歇,贺子珍在志丹县生下了一个女婴。孩子又瘦又小,邓颖超见了忍不住心疼地说:“这娃真是个小娇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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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一句随口的感叹,成了孩子的小名“娇娇”,她就是毛主席和贺子珍唯一健康长大的女儿,后来我们熟知的李敏。

那会儿革命形势紧张,贺子珍没来得及多陪女儿,1937年8月就远赴苏联养病,把才1岁多的娇娇留在了延安。毛主席整日忙着处理军政大事,根本抽不出时间照顾孩子,只能把她送到延安保育院。

娇娇在保育院里的日子,和其他革命后代没两样,每天跟着老师学唱歌、认生字,可一到周六,看着别的小朋友被父母接走,她就会悄悄站在保育院门口,伸长脖子往远处望,盼着能看到爸爸或妈妈的身影。

可大多数时候,她等来的只有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还有保育员阿姨轻轻揉她头发的手:“娇娇乖,爸爸在忙大事,都是为了咱们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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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娇4岁那年,毛主席看着女儿孤零零的模样,又想起远在苏联的贺子珍正因丧子之痛难过,便决定把娇娇送到苏联。当保育员把她抱上前往苏联的火车时,娇娇还不知道,这一去就是8年,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主席。

到了苏联,娇娇终于和妈妈贺子珍团聚,还有毛岸英、毛岸青两个哥哥陪着。那时候苏联物资紧张,一家人常靠土豆充饥,可娇娇却觉得很幸福,自己也终于有了“家”了。

贺子珍很少跟她提爸爸,国际儿童院的礼堂里挂着毛主席的画像,老师只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娇娇每次路过都会多看两眼,却从没想过这就是自己的父亲。

直到有一次,毛岸青指着画像小声跟她说:“妹妹,这是咱们的爸爸。”娇娇当时就愣住了,摇摇头说:“哥哥你别骗我,咱们只有妈妈。”她心里满是疑惑,却也把这句话悄悄记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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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岁的娇娇跟着妈妈回到中国,住在哈尔滨。看着街上的中文招牌,听着周围人说的中国话,她觉得既陌生又亲切。

日子久了,她对“爸爸”的疑惑越来越深,终于在妈妈的鼓励下,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夹杂着俄文,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爸爸,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您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爸爸呀?要是的话,您就给我回封信吧。”

毛主席收到信时,正在忙着解放战争的事,可一看是女儿写的,立马放下手里的文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让工作人员帮忙整理措辞,写了回信,还特意发了电报,就怕信寄得太慢。

没过多久,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就牵着娇娇的手,来到了北京香山别墅,毛主席当时住在这里。

远远看到毛主席的那一刻,娇娇有点紧张,她觉得领袖应该是严肃的,可眼前的人穿着灰布军装,鞋底沾着点泥土,脸上满是笑容,一点都不吓人。毛主席快步走过来,一把把她抱进怀里,声音特别温柔:“我的小娇娇,你可算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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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娇再也忍不住,小声喊了句“爸爸”,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从那以后,毛主席逢人就夸:“我家有个洋宝贝,会说俄文,还长得可爱。”

刚开始跟爸爸生活,娇娇的中文不好,毛主席每天饭后都会拉着她在院子里散步,教她认汉字、说中文,晚上还会给她讲古诗词。那时候李讷已经在毛主席身边长大,突然多了个姐姐,有点不适应。

毛主席看出了端倪,就跟娇娇说:“你以前没跟妹妹一起过,当姐姐的要多让着她。”又跟李讷说:“姐姐刚回来,你要多陪她玩。”没过多久,姐妹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小矛盾也会自己解决,从不让爸爸操心。

娇娇上初中那年,毛主席把她叫到跟前说:“爸爸给你取个大名吧,就叫李敏。”娇娇有点疑惑:“我不是叫毛娇娇吗?怎么姓‘李’呀?”毛主席笑着解释:

“革命年代我用过‘李得胜’这个化名,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敏’呢,是从《论语》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来的,爸爸希望你少说多做,踏踏实实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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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娇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从此“李敏”这个名字,就伴随着她走过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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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第一天,毛主席特意叮嘱她:“到了学校,可不能说你是我的女儿,跟其他同学一样,好好读书就行。”

那时候李敏和李讷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毛主席让保健医生王鹤滨带她们去报名。填表格时要写父母信息,毛主席就说:“你就填你的名字,当她们的‘王爸爸’。”就这样,在学校里,没人知道这两个穿着普通校服、挤公交上下学的女孩,是毛主席的女儿。

那几年正好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学校食堂的饭菜很简单,李敏经常吃不饱,回到家跟爸爸抱怨。毛主席没有心疼地给她开小灶,反而耐心地说:“现在全国老百姓都在吃苦,爸爸是国家领导人,咱们家更不能搞特殊,要跟大家一起扛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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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听了,再也没提过吃不饱的事,每天照样背着书包去学校,跟同学一起啃窝头、喝稀粥。

有一次放长假,李敏想让爸爸陪她去上海看妈妈,可毛主席实在太忙,她就说:“那让警卫员送我去吧?”没想到毛主席摇摇头“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出门,锻炼锻炼。”李敏虽然有点委屈,还是自己买了火车票,一个人坐火车去了上海。

1958年,李敏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也就是在这一年,她遇到了要相伴一生的人:孔令华。两人其实早在八一学校时就是同学,只是那时候不太熟。

上了大学后,中学同学组织了一场联谊会,李敏在台上跳《采茶舞》,台下的孔令华看着她轻盈的舞步,心里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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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孔令华经常托人给李敏送书和杂志,他知道李敏不爱打扮,就爱看书。李敏也渐渐对这个细心的男生有了好感,两人慢慢走到了一起。毛主席察觉到女儿的心思,就问她:“那个小孔的爸爸是做什么的?家里情况你了解吗?”

李敏愣了一下:“我没问过,我们就是聊学习、聊爱好。”毛主席有点严肃地说:“谈恋爱不光是两个人的事,也要了解对方的家庭,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

李敏听了爸爸的话,第二天就问了孔令华。孔令华说,他爸爸叫孔从洲,以前是杨虎城部下的炮兵旅长,后来起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一听“孔从洲”这个名字,立马笑了:“原来是他的孩子啊!我认识他,是个好同志。”

1959年8月29日,李敏和孔令华的婚礼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毛主席亲自主持婚礼,还特意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酒席,邀请的都是亲戚和亲近的战友。婚礼特别简单,没有婚纱礼服,没有贵重礼品,大家吃着家常菜,聊着家常话,气氛特别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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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平时不怎么喝酒,那天却频频举杯,把李敏的手交到孔令华手里时,眼眶都红了:“以后你们就是夫妻了,要互相体谅,好好过日子。”饭后,毛主席还请大家在春藕斋看了一场电影,就像普通人家嫁女儿一样,满是不舍和祝福。

婚后,李敏和孔令华住在中南海,陪着毛主席。后来儿子孔继宁出生,家里更热闹了,毛主席一有空就抱着外孙,逗他玩,脸上的笑容比以前更多了。

可没过多久,李敏觉得总住在中南海不方便,就跟爸爸说想搬出去住。毛主席虽然舍不得,还是尊重了她的决定:“搬出去也好,过自己的小日子,就是要常回来看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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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也没想到,搬出去后,见爸爸变得越来越难。每次想去中南海,都要打报告、等审批,有时候等了好几天也批不下来。

有一次毛主席生病,李敏急得跑到中南海门口,跟警卫员说:“我想看看我爸爸,他生病了,我放心不下。”可警卫员也是按规定办事,只能让她再等消息。李敏站在门口,看着里面熟悉的建筑,眼泪忍不住往下流,她怎么也没想到,见自己的爸爸,会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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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8日,李敏接到通知,说毛主席病重,她一路哭着跑到病房。病床上的毛主席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听到她的声音,艰难地睁开眼睛,拉着她的手小声说:“娇娇,你怎么好久没来看我了?”

李敏哽咽着说不出话,只能紧紧握着爸爸的手,怕一松手就再也握不到了。这是父女俩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毛主席就永远离开了。

毛主席去世后,李敏的世界仿佛塌了一半。她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意出门,连以前喜欢看的书都放一边了。那时候贺子珍也卧床不起,孔令华要上班,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他身上。

更难的是,从1977年开始,李敏就没有了工作,全家只靠孔令华的工资生活,还要给贺子珍寄零用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就算是这样,李敏也从没向组织提过要求,她记得爸爸说的“不能搞特殊”,就算再难,也要自己扛。

1981年,北京军区司令秦基伟偶然听说了李敏家的情况,很是感慨,就把孔令华调到了离家近的北京卫戍区政治部,这样孔令华就能多照顾家里。李敏特意给秦基伟打电话道谢,语气里满是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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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命运好像总在考验这家人,1984年,贺子珍去世,孔令华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决定“下海”经商,却从没利用过“毛主席女婿”的身份谋过一点好处,只是踏踏实实做小生意。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直到1996年,孔令华突然接到总政治部的电话,说中央决定从7月1日起,让李敏享受副军级待遇。这个消息让夫妻俩都十分高兴,他们还写了封感谢信送到中央。

不过,就算是生活有所改善,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过得多么“奢侈”,家里的饭菜也还是简单的萝卜、白菜,只有逢年过节才会买点肉,剩菜剩饭热一热也会吃,从不浪费。李敏一直都记得爸爸的嘱咐,要节俭。

可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1999年,孔令华在广州参加“纪念毛主席”的活动后,返回途中遭遇车祸。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却在后来的手术中因为心脏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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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李敏没有崩溃,也没有大张旗鼓地追究医院的责任,只是低调地办完了丈夫的后事。有人说她太老实,李敏却只是说:“人都走了,追究再多也没用,爸爸教我要宽容。”

晚年的李敏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大多时候都待在家里,看看爸爸的照片,读读爸爸写的书,偶尔会去韶山看看,那是爸爸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