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立陶宛自己的话讲，这次的投资叫做“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嘴上喊着要靠近印度，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那块已经吃不上口的中国市场。
立陶宛这边，对印度最有存在感的，是一船一船的豆子。
现在要拿“豆子贸易”，硬往“替代中国市场”的高度上抬，难免有点别扭。
立陶宛到底失去了什么，为啥非要在印度身上找补？欧印协定对它来说，是真机会吗？
2026年1月27日，印度与欧盟在新德里召开第16届峰会，并共同签下了一份自由贸易协议。
欧盟贸易官员谢夫乔维奇将其形容为“所有贸易协议中最重磅的一份”，这个消息让立陶宛格外振奋。
根据协议内容，印度会逐步把欧盟进口轿车的关税从现在的110%降到10%，而且每年允许25万辆欧盟汽车进入印度市场。
这对一直想往外走的欧洲车企来说，无疑是个重大机会。
不过对立陶宛来说，这份喜悦背后却藏着不少现实的难题，机会虽好，但突破起来并不容易。
作为欧盟产业链中的配套角色，立陶宛没有完整的汽车生产体系，汽车相关出口多是零部件供应，且长期通过德国、法国等欧洲中间商转手销往印度，既没有直接对接终端市场的渠道，也缺乏定价话语权。
更关键的是，协定需经欧盟成员国、欧洲议会和印度议会批准才能生效，预计要到2027年年初才能落地，这期间的政策变数和市场竞争，立陶宛根本无法掌控。
回顾2020年之前，立陶宛对华经贸曾有着实打实的红利，当年对华出口规模接近3.6亿美元，木材、乳制品等优势产品在中国市场颇受欢迎，不少百年企业靠着稳定的中国订单扩大产能。
但政治关系恶化后，这一切戛然而止。
根据数据，2021年该国对华出口因为政治因素暴跌达到历史最低，哪怕如今有所恢复也比不过从前了。
百年乳企罗基什基苏里斯陷入经营困境，大量中小农场与加工厂被迫减产、裁员甚至倒闭。
与出口断崖式下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立陶宛对华进口却在持续增长，2024年进口额已达20多亿美元，且增速远超欧盟平均水平。
这些进口商品中，既有机电产品、原材料等工业生产必需物资，也有满足民生需求的各类消费品，形成了“离不开中国货，却卖不出自家货”的尴尬局面，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正在悄悄侵蚀其经济基础。
而立陶宛想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将目光转到其他国家上，印度就是它选择的最好国家。
不过将希望寄托于印度，立陶宛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出口结构的先天不足。
目前立陶宛对印出口规模仅约1亿美元，且高度依赖豆类等低附加值农产品。
而印欧自贸协定中，大豆等农产品并未被纳入关税减免清单，这意味着其核心出口品类难以从协定中获益。
更棘手的是高附加值产业的落地难题，立陶宛在激光、生物技术等领域拥有技术优势，但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法规环境和成熟的产业链配套。
而印度市场不仅政策碎片化，还存在“关税壁垒+本土补贴”的双重保护机制，其推出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虽旨在吸引外资，却因执行不力、标准多变让外资企业望而却步。
更重要的是，印度制造业的基础条件与中国差距显著。
其港口年吞吐量仅2500万标准箱，不足中国上海港的一半。
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制造业工人的平均生产效率不如中国同行，这样的供应链水平根本无法替代中国在立陶宛产业中的地位。
而立陶宛本身产业体量小，缺乏跨国公司在印运营的资源和抗风险能力，想要通过价格竞争打开市场几乎没有可能。
立陶宛的这场“战略转向”，从根源上带着强烈的政治化色彩。
其将“以印代华”赋予“证明民主供应链可行”的特殊意义，甚至与台湾方面合作设立2亿美元“中东欧投资基金”，试图打造所谓“民主阵营”的经济联盟，这种将经济决策捆绑政治目标的做法，本质上是一场豪赌。
风险集中是这场豪赌最致命的缺陷，立陶宛没有为企业搭建多元市场备份，反而迫使它们离开熟悉的稳定市场，进入法规多变、竞争激烈的印度市场。
反观中国的态度则十分淡定，始终将经贸合作视为市场行为，不会强制挽回主动脱钩的合作伙伴。
而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并未跟随立陶宛的步伐，反而持续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这让立陶宛在欧洲内部也逐渐陷入孤立。
可以说，立陶宛的选择看似是抓住了欧印协定的机遇，实则是陷入了战略误判。
印欧协定覆盖全球25%的GDP和1/3的贸易额，但立陶宛作为欧盟小国，在汽车、高端制造等受益领域缺乏竞争力，能分得的利益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弥补失去中国市场的损失。
其坚持的“价值观优先”经济策略，正在遭遇现实瓶颈，印度市场的复杂性、供应链的脆弱性，以及自身产业的局限性，都让长远增长预期变得极为脆弱。
这场脱离经济规律的战略调整，最终可能让立陶宛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而所谓的“摆脱依赖”，或许只会变成“陷入新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