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开幕式上毛泽东询问：徐海东同志来了没有？

1969年春天，北京依旧风大。3月的一个夜里，人民大会堂旁的小会议室灯火通明，几位中央领导人正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讨论着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周恩来从椅子上站起身，放下手中的文件，缓缓说了一句：“毛主席提议，徐海东同志，一定要出席这次大会。”这句话，传到西山的一间病房时，已经是几天之后。

那时的徐海东，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胸口时常发闷，枕边放着氧气袋。他知道九大要开，却迟迟没接到通知，只好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七上八下。对一个一辈子在前线摸爬滚打的开国上将来说，听着外面的风声，想着大会的脚步，不能动，实在难受。

3月31日深夜，紧急电话打到了人民大会堂附近，周恩来在小会议室里召集相关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徐海东不仅要出席九大，还要进入大会主席团。这一决定很清楚地说明了一点——在领袖的心里，这位“徐老虎”，分量极重。

4月1日上午，工作人员匆忙来到徐海东住处，将中央的决定向他逐字转达，又小心询问：“您身体情况不好，如果实在撑不住，可以向中央请假。”徐海东听了，沉默片刻，缓缓撑起上身，说了一句很硬的话：“毛主席点了我的名，就是爬，也要爬过去。”

在妻子的搀扶下，他换上中山装，刮掉胡子，氧气袋就搭在身旁。车子驶向人民大会堂，那条路，他这些年已经很少走，但他知道，这一次，意义不同。

《东方红》的乐曲声在人民大会堂里回荡的时候，已是当天上午。毛泽东在掌声中走上主席台，坐稳，环顾了一圈会场，突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很清晰：“徐海东同志来了没有？”话音刚落，会场一静。片刻之后，人群里，一个身影挣扎着站了起来，嗓音有些发颤：“来了！来了！”那一刻，许多记忆，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黄土高坡。

一、陕北相会：从“天天盼”到并肩作战

时间回到1936年秋天。那一年，红25军已经在风雪中转战一年多，翻过无数山岭，涉过无数河流。9月，他们终于从豫鄂皖一线一路北上，抵达了陕北根据地，与那里的红26军、红27军会师。徐海东，这位从大别山杀出来的硬骨头，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红15军团军团长。

陕北的山，土层松软，风刮起来，尘土漫天。刚到那会儿，红15军团还在熟悉环境，就开始连续作战，劳山、榆林等战斗一仗接一仗，既要应付敌人的“围剿”，又得设法巩固根据地。部队忙着打仗，徐海东心里却天天念叨着另一件事——中央红军还没到，毛泽东还没到。

这一句“天天盼，天天想”，不是客气话。对那些在苏区危险边缘打滚多年的人来说，“毛主席到了没有”，不仅关乎军心，更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方向。10月，中央红军终于抵达陕北。消息刚传到红15军团，徐海东当场就乐了，脸上那种发自肺腑的轻松，一看便知。

11月初，红15军团准备拿下一个名叫张村驿的小镇。那地方不大，敌人也不算多，却经常派人出来骚扰，搅得周边群众不得安宁。徐海东一怒之下，下决心把这颗钉子拔掉。正在安排攻打时，政治委员程子华送来一张纸条：毛泽东下午要到军团司令部。

战斗先停一停，人得马上赶回去。张村驿离军团司令部约百里路，中间还隔着山梁。徐海东翻身上马，几乎一路催马疾奔。三个小时左右，他就满头大汗冲进司令部。程子华端着盆水，让他先洗个脸，人刚抹干净，毛泽东和彭德怀已到了门口。

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并没有多少客套。程子华介绍完，毛泽东握住徐海东的手，说了一句：“你们辛苦了。”这句话很简单，却让向来大胆刚猛的“徐老虎”，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的谈话更实际。毛泽东关心部队吃什么、住哪儿，又把话题转到作战上，提出要打破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你们说，这次围剿能不能粉碎？”他边说边看着徐海东。徐海东只回了一句：“能。”没有长篇大论，却是胸有成竹。

局势怎么破？毛泽东拿来地图，与徐海东一起研究。他点着张村驿的位置说：“先按你的打法，把张村驿拿下来，再谈后边的。”这句话，说得极为干脆，等于是把下一步行动主动权交给这位来自大别山的军团长。

徐海东当晚赶回前线，把毛泽东的问候原封不动带给战士。有人忍不住问：“毛主席什么时候能到咱们这里来？”徐海东顺势说：“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见毛主席，好不好？”一句话把士气一下子点燃。

随后展开的直罗镇战役，成为陕北红军的一场关键之战。1936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陕北召开会议，决定在直罗镇一带集中兵力，全歼敌人牛元峰部。20日，敌军在飞机掩护下向直罗镇进攻。夜色中，红15军团从南向北，红1军团从北向南，把一张网悄悄铺开。

21日凌晨，毛泽东、彭德怀抵达前线，亲自指挥。从山后突击的部队，一路打进直罗镇。中午时分，敌军主力大部被消灭，牛元峰率残部逃向西山，最终在24日突围时被击毙。直罗镇战役胜利，第三次“围剿”就此破产，在中国革命史上画下了一条显眼的分界线。

有意思的是，战斗打赢之后，真正让毛泽东多年后仍念念不忘的，并不是具体某一处战术细节，而是随即而来的另一件事。

二、陕北“借款”：一张借条与五千块银元

战场上赢了仗，生活上的难题却接踵而来。1936年冬天的陕北，天干地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当地土壤贫瘠，加上多年来土豪劣绅盘剥，普通老百姓日子原本就紧巴巴。红15军团因为较早进入陕北，已经在群众中打下基础，供给方面略好一些。

中央红军则完全不同。几万人的队伍刚经历完长征，很多战士瘦得皮包骨头，到陕北后，粮食时紧时松，有时一天就一顿粗糙的饭，有时甚至连糠菜都凑不齐。更麻烦的是，冬天来了，中央红军战士身上多是单衣，鞋子破烂，有人连一双完整的布鞋都没有。

负责后勤的杨至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把中央红军越冬吃穿的困难说得一清二楚，又试着提出解决办法。报告中有一句话很直白：“要渡过此次难关，最少需要银元二三千元。”这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掂量过的数字。

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他看完，眉头紧锁。陕北并不是富庶之地，要短时间里筹出这么多银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了一圈，他突然想起一个人——徐海东。

红25军北上之前，曾在豫陕一带建立过根据地，也开展了一段时间的工作。虽说条件艰苦，但多少积攒了一点家底。毛泽东心里有数，这个时候，或许可以找红15军团帮一把忙。不过，他非常清楚，各部队本身也不宽裕，开口方式得讲究。

当杨至诚被叫到跟前时，毛泽东已经想好了说法。他点上烟，语气平和地说：“你的报告看过了，情况很实在。这次问题不小，可以去找徐海东同志，向他借一点，先解决燃眉之急。”

杨至诚心里打鼓：“主席，红25军比中央红军早到陕北一个多月，也不容易，他们能拿得出手吗？”毛泽东笑了笑，并不多解释，只说：“先去问问嘛。红25军在豫陕活动了几个月，总还有点积蓄。只要徐海东手里有，他不会不帮忙。”

说到这儿，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像是突然想到什么，用毛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徐海东同志，你好。因红一方面军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二千五百元。毛泽东。”写完，他把纸叠好，递给杨至诚，又补了一句：“拿着这个去。不过要记住，千万别让徐海东为难。”

陕北的雪，说下就下。杨至诚冒着风雪，骑马赶到红15军团驻地，把借条递到徐海东手上。徐海东展开一看，没有多余的措辞，就是实打实的请求。他愣了一下，心里反倒先起了愧意——中央红军到陕北那会儿，他只是惦记着给毛泽东他们做几身棉衣，却没主动考虑过给中央红军集体拨点款子，补一补过冬的缺口。

见他沉默，杨至诚还以为他为难，赶紧解释：“你们转战一年多，也不容易。要是真拿不出来，我回去再向主席说明情况……”话说到一半，徐海东立刻摆手：“不不不，别误会。我们再困难，也比你们强些。天下红军是一家，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个忙，一定得帮。”

话虽说得爽快，账还得算清楚。徐海东当即去了供给部，问管理财务的干部：“咱们还有多少家底？”那位部长翻了翻账本，说：“一共七千块。”徐海东听完，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就行！”谁知这位部长反倒急了：“行什么行？马上过冬，棉衣要钱，药品要钱，油盐粮菜处处都花钱，这账里还缺三千块呢。”

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徐海东沉默片刻，把话说得很直：“咱们确实不宽裕，可中央红军那边，是要命的困难。毛主席都派人拿着借条来了，咱们总不能看着中央饿着、冻着。”

那一晚，徐海东房间的小灯亮了一夜。红15军团几位主要干部围坐一圈，反复掂量冬季费用和账面存款，在有限的数字里挤出余地。第二天，红15军团派人把五千块银元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比借条上写的数目，足足多了一倍。

这笔钱救的，不只是几顿粮食那么简单。杨至诚接到款项时，拉着送款的同志直言不讳：“这钱，真是千钧一发。”很多年之后，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再次提及这段往事：“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多亏徐海东同志借了五千块钱，这五千块钱，可是帮了革命的大忙。”

钱可以还，情却难忘。对那一代人来说，战场上并肩流血是一种情谊，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掏出“家底”，则是另一种更深的信任。正因如此，几十年后，在人民大会堂的那个问题里，才带着几分特别的重量。

三、东渡黄河：门牙留在山西

回看徐海东的军事生涯，1936年初的那次东征，是绕不过去的一笔。彼时，抗日高潮已经在全国兴起，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向山西进发。彭德怀担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任务很明确——东渡黄河，开辟新战场，打破被动局面。

先锋队分三路渡河。徐海东所在的红15军团担负的是左路，目标直指晋西北，威胁阎锡山老巢太原。从任务性质上看，这一路的压力不小，所以是彭德怀点名要徐海东去。周恩来评价他时，用了一连串词：“大别山出来的，打仗英勇，脑子灵活，点子多，地主财主、国民党军队一听他的名字都头疼。”毛泽东在旁边开玩笑：“那就好好‘放虎出山’，阎老西要受苦了。”

战前，徐海东带着干部化装成农民，在黄河西岸一带足足摸了五天情况，敌情、地形、渡口，都看得清清楚楚，才定下渡河方案。1936年2月20日，渡河行动打响。经过一夜突击，红15军团在第二天凌晨全部渡过黄河，站到了晋西北这块新地盘上。

对阎锡山来说，这支突然出现在自己眼皮底下的红军，简直像从地缝里钻出来的。很快，他下令调兵回防，又悬赏：“谁能击毙徐海东，赏银五万元。”这话传到徐海东耳朵里，他笑着说了一句：“阎老西还挺小气。蒋介石早就说过，砍掉我的脑袋，给大洋十万呢。”

3月下旬，徐海东亲自指挥一个团，直插太原附近。他早就摸清了情况：阎锡山为了对付红军，已经把主力分散在外线。于是，红15军团故意在太原近旁摆出大举进攻的架势，让敌人以为红军要硬打老巢。消息传开，阎锡山心里发紧，哪里还坐得住，连夜命令数个师回防太原，把大本营围得水泄不通。

问题在于，红军并不打算真攻太原。主力一边威胁，一边适时撤离，把敌人拖在城里。与此同时，中、右两路红军迅速南下，一举打到晋南重镇侯马。这步棋落下，阎锡山才反应过来自己中计了，却为时已晚，只能感叹一句“又被徐海东骗了”。

4月，红15军团在白文镇与刚渡过黄河的红28军会合，随后趁机歼灭敌军一个团。连续的损失让阎锡山吃不消，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早就盯上山西，这次借机派出十万大军入晋，表面上是帮忙围剿红军，实际上也是伸手插进阎家的势力范围。

局势迅速复杂起来。中央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最终决定先渡河回撤。东征在政治影响、军队锻炼、筹款动员方面已经达到预期，再继续硬拼并不明智。5月初，徐海东率红15军团掩护各路部队撤回北岸，5日，红15军团最后一批战士来到黄河渡口。

天气说变就变。那天暴雨倾盆，河水猛涨，船只摇晃得厉害，渡河速度明显变慢。看着漫长的队伍在河边排成一条线，徐海东心里像有火烧。他翻身上马，想亲自去渡口看看情况，催一催进度。

雨幕中，地上泥泞坑洼，一个战士突然从马前窜出，徐海东情急之下猛拽缰绳，战马前蹄一顿，战士躲过去了，人却从马背上甩出去，直接撞在一块大石头上。血瞬间从额头流下来，两颗门牙当场崩掉。战士赶紧把他抬上担架，在风雨中护送着过河。这一次，他昏迷了整整三天。

回到陕北延川县后，“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召开总结大会。毛泽东在会上系统分析了东征的收获，讲到政治影响、军事锻炼、筹款等方面。这些内容极为严肃，但在会议的尾声，他抬眼望向台下虚弱的徐海东，突然半开玩笑地说：“这次东征，谁的损失最大？算来算去，还是徐海东同志，他把门牙留在山西，找不回来了。”

会场一下子笑了起来。徐海东也勉强咧嘴，露出缺口。看似一句玩笑，背后却有很现实的一层意思：东征虽然是战略试探，但战场上的牺牲和伤痛，是真真切切刻在人的身上。

四、“静心养病”：战场之外的牵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海东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带队参加平型关一线的作战。他本来就有旧伤旧病，加上长年疲劳，身体早已透支。1938年夏天，在华北前线，他终究撑不住了，病倒在战地。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做出决定：不再让他带病硬扛，马上回延安治疗。徐海东见到毛泽东时，脸色发黄，声音也有些发虚，他苦笑着说：“主席，我没把党交给我的任务完成。”这话说得很重。毛泽东听了，反问一句：“怎么才算完成任务？”徐海东几乎脱口而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毛泽东点点头，语气缓和：“那还早着呢。抗战是持久战，不是一两仗就了结。”

为了让这位老战将安心治病，毛泽东专门批了营养费，在当时那种物资紧张的条件下，这并不多见。徐海东心里明白，离开前线是无奈之举，但他心里那股劲儿并没有消下去。

同年10月，党的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当时徐海东病情尚未完全好转，却仍以中央军委委员身份参加会议。休息间隙，他鼓起勇气走到毛泽东身边，刚想开口提“回前线”的事，毛泽东忽然问他：“《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三本书，你看过几本？”徐海东答：“《三国演义》《水浒传》看过，《红楼梦》没看懂，没怎么看。”毛泽东笑道：“那你算半个中国人。”

气氛一松，他马上把想法说了出来：身体差不多了，想回前线继续打仗。话音刚落，就被否决。毛泽东态度很明确：“别急，先养病。仗，有你打的时候。”徐海东见一时不能如愿，又提出去学习。这个请求倒是立刻获得同意，他被安排进延安马列学院。

有一次，毛泽东到马列学院授课，有学员写条子，希望他讲讲全国苏维埃运动情况。毛泽东看了一眼，幽默地说：“全国十几个苏区，我一个人讲不清。讲鄂豫皖苏区，可以请徐海东同志给你们上一课。”就这样，没有课本，也没有讲稿，徐海东直接走上讲台，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发展，一直说到一次次浴血奋战，总结战例，分析得失。讲完后，教室里掌声很久不断。

时间转到1939年。国民党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局势紧张。8月1日，延安为牺牲烈士举行追悼大会。会后，徐海东心中的那股“上前线”的劲又冒出来，他再次找到毛泽东，开门见山：“主席，让我上前线吧。”毛泽东问他：“身体好了吗？”徐海东回答得很硬：“好多了。只要一听到要打仗，浑身就有劲，一上战场，什么病都没了。”毛泽东忍不住说了一句：“打仗还能治病？这是你徐老虎自己发明的。”稍一沉吟，他还是点头同意：“那就再放一次虎回山。”

然而，战争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改变节奏。1940年1月，徐海东在写战斗总结时，突然咳血倒下，经医生诊断，是旧肺病严重复发。病情越来越重，到了后来，只能躺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动。皖南事变后，大家担心他激动伤身，刻意不让他看详细文件，也尽量不安排繁重的军事指挥工作，这反而让他心里更加难受。

这件事很快报告到延安。1940年5月，毛泽东亲自给徐海东发了一封电报，末尾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字不多，却句句掷地有声。徐海东收到电报，盯着这八个字看了很久，最后把它抄在纸上，贴在担架边。每当心里着急、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他就拿出来再看一遍，像是在给自己压一压火。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这场病一直没有彻底治好。从抗日战争的后期，到解放战争结束，他长期在担架上辗转，没能真正意义上重返前线。对一个以“打仗不要命”著称的将领来说，这是极大的遗憾。可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因为领袖层对他的保护格外谨慎，他才能带着这副伤病之躯，活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还能出现在1969年的人民大会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