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秋风刚扫过沈阳浑河，宋任穷站在一台巨大的轧钢机旁，指着轰鸣的炉火同技术员商量下一步调试。那一年，东北工业正拔节生长，重型设备要一批一批从列车上卸下，他这个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忙得脚不点地。现场的人常说：“宋书记看炉火的眼神，比看文件都专注。”这句玩笑，道出了他对基层生产的痴迷。
从军阀割据年代一路闯到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辆载重卡车、第一炉合金钢几乎都在他督促下试制成功。凭这些硬绩，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增补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消息传到长春一机部，老工人拍掌，年轻学徒吹口哨，大家都认为这位“半截身子埋在厂房里的书记”算是被看见了。
但节奏突然变了。全会刚结束，全国政治空气翻江倒海。支持哪一派、压哪一派，只在一念之间。宋任穷自认对运动精神没吃透，却也带着惯有的决断执行。早年参加土地改革、反右、四清，他都站在“左”的一边，行事干脆。到了这时，“老经验”反而成了枷锁。
东北造反派旗号满天飞，互不服气。宋任穷被推成“支持一派”的后台，另一派当即给他扣了“推行修正主义”的帽子。1967年春，围住东北局的标语一夜贴高墙，口号生猛，他本人被点名成“头号走资派”。电话、电报嗡嗡响，他忙解释，却发现局面失控。
5月中旬，他被允许进京陈述情况。那天傍晚，灯光昏黄，李富春副总理听他汇报完，室内沉默良久。宋任穷忽然站起，两手用力压在桌边，说了句“李副总理，我不轻生；若我出意外，烦请作证。”李富春只回一句：“放心，你不会没人管。”短短三十来字，是当时最郑重的承诺。
然而承诺挡不住风潮。为防东北造反派“抢人”，中央专门把宋任穷等干部统一安置在京西宾馆。即便如此，冲击依旧汹涌。有一次，数十名外地学生混入接待区，企图把他拖回沈阳批斗。多亏警卫部队临时加岗，把门口围了三层铁桶似的警戒带，夜里十一点才算平息。若真让他们得手，后果难料。
批斗还是接连不断。脖子上挂铁牌，低头示众，腰椎被勒得直不起来。他后来回忆，那一段“基本分不清白天黑夜，脑子里只剩一句：活下去。”1968年秋，他被移至海运仓招待所，外界声浪稍缓，但行动仍受严格限制。任务换成写自我检讨与历史交代，一摞摞纸，越写越厚。
值得一提的是，外调人员隔三差五上门，问他某干部成分、某会议记录。宋任穷知道，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命运，便谨慎到极点。有人急躁，说：“宋书记，这事您一句话方便办。”他低声回：“事情要弄清楚，不能添乱。”那年他五十五岁，头发已花白。
1969年春，京郊开始大疏散。他被送往河南某干校，在黄沙漫天的工地学种棉花、淘砖头。四面土丘，夜里只有草虫声。空闲时他写下一份三万字笔记，记厂房设备维护要点，种棉施肥比例，还录下工地学员的争论。有人问他为何还写这些，他淡淡说：“总有再用上的一天。”
事情的拐点出现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重新调查大批“走资派”案卷。宋任穷的材料被逐项核查，外调组很快发现所谓“东北推行修正主义”只是派性口号。1977年初，中央正式通知：原文件一律作废，宋任穷恢复工作。同年，他回到北京，先被安排在中组部，随后调任国防工业系统。老部下见到他，惊叹他依旧挺直脊梁，“像一根老红松，风吹折了枝，却没动根。”
复出后的宋任穷，第一件事仍是到厂房。沈阳铸造所新建高炉完工，工人请他剪彩。他抬头看那座红褐色炉体，摸着布满锈痕的扶梯说：“十年人事几番新，设备得保养，干部更得保养。”众人会心地笑，笑里带着复杂感慨。
岁月终究往前。经历坎坷，他把八册笔记交给档案馆，交代一句：“将来研究工业史，或许用得上。”自此，关于那段风暴中个人的荣辱，是非曲直留给史料。从军营到政局再到干校，他的轨迹像一条被折断又接续的钢轨，伤痕清晰，却依旧指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