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末，黔北山里依旧雾气沉沉。解放已经快一年，山下集市渐渐有人气，可山腰以上，土匪的枪声时不时还会炸响，人心始终悬着一根弦。那些年，在仁怀、习水、桐梓交界一带，老百姓口耳相传最多的一个地方，叫李家寨。
关于李家寨，有个说法流传得很广：进得去，出不来；打得上，打不下。土匪们把它叫“安全寨”，说得好听，意思却简单粗暴——这是他们自以为的保命窝。恶霸李正开仗着地形险要，带着一帮反动地主和乡保长盘踞在此，横行乡里，附近群众敢怒不敢言。
一、黔北山里的余火
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地区的解放速度很快，但散落在深山里的残余武装却不肯束手。1950年之前，黔北许多地方的旧保甲武装、地方武装，摇身一变就成了“反共救国军”“自卫军”，名号五花八门，实质都是一伙伙土匪。川黔交界山高林密，对这些人来说，正是钻空子的地方。
1950年8月16日，黔北几股匪首在三合密谋聚会。卢杰、漆文彬、蔡维新等凑到一起，拼凑出所谓“遵、仁、桐、赤、金联合办事处”和“反共总指挥部”，妄图把赵翔龙、晏子高、周天一、黄文英等股匪都拉到一条绳上，准备对抗正在展开剿匪行动的解放军。一场较量，就这样悄悄拉开了帷幕。
负责这一带剿匪任务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三九团。团长徐仲禹接到情报后，很清楚这次匪首聚会的分量。若放任不管，各股土匪一旦合流，战事必然拖长。于是，他当机立断，按照上级部署，抓住匪首还没站稳脚跟的时机，准备在仁怀北部打一场合围战。
8月20日，仁怀北部剿匪战斗全面展开。一三九团各连队按计划出动，其中五连和八连受命向桑木、二郎坝方向快速推进，力争先摸清这几股匪徒的去向。山路泥泞，转弯多、坡度大，行军速度却没有放下来，官兵们心里只有一句话：不能让土匪跑散。
有意思的是，乌合一团的股匪向来缺乏骨气，一听说解放军大部队出现在附近，立刻作鸟兽散。他们不敢硬拼，就想依仗熟悉地形钻进大山深处。21日这一天，五连和八连四处搜索，只抓到零零散散的逃匪。经过审问，战士们才弄清，大批土匪已经往兴隆场方向逃窜。
得知这个情况，部队没有停顿。五连和八连的干部战士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当晚从二郎坝和桑木同时出发，夜行军直插兴隆场。山风很凉，夜色却更冷，人困马乏在所难免，可队伍里没有一个人叫苦，只想着早一步追上去，早一点解决战斗。
兴隆场在大山半腰，地势开阔，却行人稀少。连夜赶到的解放军迅速展开包围，把这个死气沉沉的小场镇罩在阵地里。抬眼望去，山坡上黑压压的林子，静得有些反常。五连很快组织搜索组，摸进场里逐屋排查，结果一圈下来，竟没看见几个人影。
土匪不见了，问题就只剩两种可能：要么逃干净了，要么躲起来了。战士们更倾向于后者。
答案很快出现。在兴隆场边缘一间破草屋里，十来个散匪正睡得东倒西歪。一个土匪迷迷糊糊爬起来出去小解，抬头朦胧一瞥，只见不远处闪着钢枪的黑影，吓得魂飞魄散，扯着嗓子喊了一句：“不好了，解放军追到这儿来了！”
这一嗓子，等于自己给自己敲了丧钟。屋里乱作一团，土匪们连衣服都顾不上穿整齐，夺门而出，拼命往兴隆场背后的山顶逃去。搜索组的战士捕捉到动静，立刻向山边追击。夜色浓重，视线极差，只能凭模糊的人影判断方向。山高坡陡，越往上越难走，但追击却没有停。
就在双方距离越拉越近的时候，山顶忽然闪出火光，“叭叭”几声枪响从上向下压来，子弹在战士头顶呼啸而过。有几名战士没来得及隐蔽，当场负伤倒地。追击部队果断停下，立即抢救伤员，同时对整座山头实施严密包围。隐约可以肯定一点——山顶上，绝不是一伙散匪那么简单。
天一亮，迷雾散开，一三九团的指战员从附近找来几位熟悉地形的老乡，才把情况彻底弄明白：山顶那个地方，正是远近闻名的匪巢——李家寨。
二、强攻“安全寨”
李家寨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既巧又险。它居于兴隆场上方的山顶，背靠绝壁，面向深沟，周围群山起伏，林深沟窄，正好卡在仁怀、习水、桐梓三县交界处。山下人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那一圈石墙，心里难免发沉。
当地恶霸李正开，挂着“反共救国军第六纵队司令”的名号，就是看中这块地形。他在寨外修起三道高大厚重的石墙，墙内碉堡、掩体星罗棋布，相互之间形成交叉火力。一旦有人从山下往上冲，几乎处处暴露在枪口之下。土匪给这里起了个得意洋洋的名字——“安全寨”。
不光李正开看上这里，“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卢杰也把李家寨当成宝。他搬到这里坐镇，把匪巢当“司令部”，遥控遵义、仁怀、赤水、习水一带的股匪活动。到1950年8月，寨内已有土匪一百七十余人，除了卢杰和李正开，还聚着“十八纵队副司令”杜甘棠等骨干，妄想凭借这个山寨与解放军周旋到底。
解放军包围住李家寨之后，并没有急着强攻。一方面部队连续作战，确实需要争取一点休整时间；另一方面，政治工作也是“武器”。一三九团通过高声喊话和写信的方式，多次向寨内发出劝降通知，希望减少伤亡，把问题解决在枪声之外。
劝降信送进寨里时，李正开并不慌张，反而起了别的心思。他清楚李家寨的险要，自认吃得住一阵攻击，于是摆出一副忽悠人的架势。一会儿说卢杰不在山上，自己不方便答复，一会儿又提出要解放军先撤离，他才“好考虑投降”。短短几天，我军连续送去五封劝降信，他每次都换个借口拖延，暗地里加紧修补工事，准备困守待援。
8月22日晚，山里漆黑一片，一小股土匪摸黑从寨里溜下山。他们的打算很简单：趁夜色袭扰我军，顺便试试能不能突出包围，到外面去联络其他股匪，搞个里应外合。可他们刚一露头，便被时刻警戒的解放军发现。枪声骤起，几名土匪当场倒地，其余人仓皇而逃，又缩回了石墙后面。
对面这样的小动作，并没有让解放军放松警惕。相反，许多战士心里的怒火更旺了。大家白天包围，晚上警戒，几乎没睡过囫囵觉，却始终按纪律办事，坚持不给己方增加无谓伤亡。有人低声嘀咕了一句：“早晚得拔了这个窝。”话不多，却说到了心坎上。
到了23日夜间，寨内土匪又连续出来骚扰三次，枪声时断时续，显然是想拖垮解放军的体力。几天几夜下来，官兵们个个眼睛充血，却依旧稳住阵脚，一次次顶住袭扰。等骚扰被一次次打回去，连队里请战的声音反而多了，战士们都盼着尽快下达总攻命令。
考虑到李家寨居高临下、前有石墙、后是峭壁，单靠步兵硬攻风险极大，连队向团部申请炮兵支援。24日，团部派来的炮兵分队赶到阵地。战士们看到战防炮、六〇炮、八二炮一门门拖上山，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大家心里都明白，真正的硬仗，就在眼前了。
战斗部署很快明确：攻坚任务由五连、八连组成的两个突击队共同完成。五连突击队中，一班担任“梯子班”，负责架设云梯，四班为突击班；八连突击队以九班为突击班，七班为梯子班。两支突击队将从不同方向同时攻击李家寨，形成夹击之势。
8月25日上午，烈日当空，各突击队完成战前准备。战士们扎梯子、检查枪械，互相叮嘱注意事项，气氛紧张而扎实。对面山上的李家寨，石墙静默，似乎在等待这场对决。
中午12时，强攻打响。一三九团的各型火炮率先开火，炮弹呼啸着砸向寨墙和碉堡，山谷间轰鸣连绵不绝。李家寨上空腾起浓烟，碎石乱飞，那些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工事，在炮火下显得不那么坚固了。趁着烟雾掩护，两支突击队从不同方向悄然向寨墙靠拢。
就在这时，负责轰击的战防炮忽然出了故障，炮闩插销断裂，炮声明显稀疏下来。寨里的土匪一听到动静有异，误以为炮击已经接近尾声，纷纷钻出掩体，探头射击，枪火突然密集起来。突击队员们尚未抵近寨墙，位置又偏低，一时间完全暴露在居高临下的火力之下，被迫趴在地上隐蔽。
关键时刻，炮兵迅速想出应对办法，用铁钉临时代替插销，继续射击。战防炮重新咆哮起来，一发发炮弹砸向刚露头的匪徒。爆炸在寨墙里接连掀起烟柱，一些刚爬出工事的土匪被炸得血肉模糊，幸存者哀号着又缩回掩体和地堡之中。
在炮弹覆盖下，突击队终于接近了最外层石墙。火力稍一转移，我军机枪、步枪紧接着压上去，子弹打在寨墙外层石块上，迸出一串串火星。左侧攻击的五连突击队抢占了有利位置，梯子班飞快地将云梯架到石墙下。
五连三班的战士张明喜，从小就练过一身好身手，动作麻利。梯子一搭稳，他第一个攀上去，几下就爬到墙头。正当他准备举枪向墙内扫射时，李正开的兄弟、土匪大队长李正科推着一根粗大的树桩，从墙上猛地滚下。树桩呼啸着朝梯子砸来，张明喜一侧身，失去重心，连人带梯子翻下去。
大树桩差一点砸中他的头，好在一头先着地，偏向一旁。张明喜在地上一个翻身爬起，就地抓起一颗手榴弹，从墙缝里甩了进去。炸响一声，寨里传出一阵乱叫。他趁机又立起梯子，接连扔进两颗手榴弹，再次攀登，一跃重新踏上墙头。
第二名战士陈海宝紧随其后，也登上了梯子。张明喜抓准时机，架起冲锋枪，对着慌乱的匪群猛扫。李正科缩在角落里大喊大叫，挥舞武器驱赶匪众抵抗。张明喜看准他是个头目，扣动扳机，一串子弹把这名大队长打倒在地。
陈海宝刚跳进寨内，还没站稳，一个假装死去的土匪突然翻身而起，挥刀砍向他的腿。当场鲜血直流，他重心一歪跌倒在地。陈海宝咬紧牙关，扶着地一撑坐起来，端枪反击，把那名土匪击毙，又对着试图往里逃的匪徒扫射，为后续战友巩固住突破口。
三、石洞深处的答案
另一边，八连突击队从正面实施强攻。他们的梯子靠到寨墙下才发现长度不够，战士登到梯子顶端仍够不到墙沿。连长意识到不能硬耗，带着突击队员试图改从寨门突破。队伍刚一移动，寨墙内的土匪就扔出几颗手榴弹，爆炸声在墙下炸开，迫使突击队暂时卧倒隐蔽。
后续部队见状，立刻加强火力压制，机枪、步枪齐射，把寨墙上的火力点死死压住。趁着这一时机，突击队在一处被炮火炸塌的墙脚找到了缺口，抬起梯子搭在残墙上。战士们抓紧时间，一个接一个冲进第一道寨墙内侧。
土匪见外层防线被突破，顷刻间像被火烧着的马蜂窝，边叫边往里退。一些人胡乱开枪掩护，更多的则往第二道石墙后缩，想利用内层工事再支撑一阵。解放军很清楚，不能给他们任何缓口气的机会。
八连突击队马上向第二道寨墙发起冲击。第二道墙更高，墙下又是乱石嶙峋，梯子一靠上去，就因为地形不平而容易滑动。战士们登到梯子顶端，仍然够不着墙沿，只能匍匐在低处寻找新的突破点。
危急关头，战士梁敬喜、周天飞、包克强想了个笨却管用的办法——三人用肩膀硬托起梯子。加高后的梯子摇摇晃晃，却终于够到了墙头。突击队员夏海清抓住机会，迅速爬上梯子，翻上墙去。刚一探头，寨里土匪就调转机枪，对准墙头扫射。夏海清腹部中弹，当场栽下寨墙，情况十分惨烈。
手榴弹接着从墙内飞出来，在梯子附近连续爆炸，八连突击队员伤亡增加。梁敬喜的左腿也被炸伤，但他咬住牙关，仍然紧紧托住梯子，不肯让突破口丢掉。班长韩炳银看准时机，果断命令：“先投弹！”一排手榴弹飞向墙后，轰鸣声掩住了墙内的枪响。
在爆炸声中，韩炳银再次组织战士登墙。梁敬喜顾不得腿伤，干脆自己扛起梯子往前挪，为战友争取位置。战士们再次猛扑墙头，冲进第二道寨墙。一些刚从爆炸后回过神的土匪匆忙还击，就在突破口附近，张德正、赵忠先后中弹，从墙头跌落。突击队员一看这一幕，怒火更盛，端起枪对着匪群猛射，只打得敌人东倒西歪，惨叫连连。
然而，第二道寨墙与第三道寨墙之间，还有一道关键火力点——土匪地堡。那座地堡像一个铁盒子，枪口冷冷地对着外面不断噴火，把八连压制在开阔地带，难以靠近最后一道石墙。就在这片刻胶着之时，左侧强攻的五连突击队也已突破第二道寨墙，向内推进。两支突击队对那座地堡形成夹击，土匪火力被迫分散。
此时，已经两度负伤的梁敬喜，再次主动承担起最危险的任务。他利用山地的起伏和石块遮掩，一点点向地堡爬近，将炸药包安置在地堡关键位置。随着一声巨响，地堡被炸得土石横飞，火力点瞬间哑火。战士们抓住机会，迅速向第三道寨墙推进，合兵一处集中力量发起冲击。
李家寨内部的土匪，这时终于意识到局势不妙。三道石墙已被冲垮两道，防线千疮百孔，原来的“安全寨”名头不攻自破。匪首李正开浑身是血，在寨内一阵乱窜，口中乱吼乱叫，企图用威胁和咒骂逼迫匪徒继续顽抗，一波波匪众却在解放军火力下不断被击倒。
眼见硬撑不住，李正开自己也没了狠劲。他趁着混乱，悄悄从隐蔽处挪到寨后，沿着峭壁石缝一点点往下滑，钻进密林中仓皇逃走。这个人多年来仗着地形称霸一方，此刻却只剩“仓皇”二字，颇有几分讽刺意味。
与此同时，第三道寨墙也已被突破。寨里再无可靠掩护，土匪躲无可躲，藏无可藏。卢杰原以为，这个他自夸为“保命寨”的山寨足够稳固，不止把司令部设在这里，还把老婆和五个孩子接到寨中。可当炮火把一层层石墙掀翻，当解放军一个排一个排冲进来，他看到的只有遍地的枪火和狼藉。
有土匪劝他收手，卢杰却早已乱了方寸，只顾自己逃命。有人看到他妻子哭着拽他，刚站起来，就被一颗流弹击中，当场倒地。卢杰头也不回地向寨后绝壁狂奔。部分匪徒以为跟着“总司令”能有条生路，也跟着跑到峭壁边缘。
悬崖前是绝路，身后是步步逼近的解放军，土匪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拴好绳索，想顺着峭壁往下吊。一名解放军军官沉声喝道：“快压火力，往崖边封锁！”枪声随即响起，几名正顺绳而下的匪徒惨叫着跌入深涧，绳索在岩壁上摇晃不止。
山顶上的枪声渐渐稀疏。残存的土匪有的躲在地堡里，有的缩在掩体里，终究支撑不住，纷纷扔掉武器，举手走出工事。战士们立即分组，彻底搜查寨内残匪的藏身之处。李家寨多石洞，地形复杂，搜索难度不小。
在一处山崖下的石洞前，战士发现洞口的茅草被压得乱七八糟，地面还有新留下的足印，很不正常。有人端枪对着洞口喝道：“里面的人听着，放下武器快出来！”洞中沉默了一瞬，随即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别开枪，我们出来投降……”话音带着明显的恐惧。
不多时，一个身影从石洞里缩着身子挪出来，面色灰白，双腿打颤，几乎站不稳。这人正是“十八纵队副司令”杜甘棠。失去匪巢，失去手下，他那身往日自诩的威风完全不见，只剩一副狼狈模样。
在另一个石洞里，搜查小分队又有大发现。随着战士举着枪进洞，密集的身影映入眼帘——里面竟然蜷缩着三十多个土匪。有的惊慌失措，有的早已吓瘫在地，只能乖乖举手。这个石洞，也正是后来人们常提起的“搜出三十多个土匪的山洞”。
战斗结束后，根据俘虏的供述，基本可以确定：李正开趁乱逃脱，而卢杰在悬崖附近失踪，很可能是在仓皇逃命时坠下深涧。为弄清情况，解放军战士用绳索把几个人缓缓放到崖下检查。下面尸体不少，有的摔得肢断脑裂，有的被树枝挂住，场面惨烈，却唯独没发现卢杰的遗体。周围山大林密，再往外搜索很难展开，只好暂时作罢。
这一仗，李家寨的“安全寨”名号算是彻底破产。除匪首卢杰、李正开侥幸逃脱外，土匪被毙伤五十余人，“十八纵队副司令”杜甘棠以下七十余人被俘，缴获各种枪支一百一十八支、手榴弹二百余枚、电台一部。这座长期危害黔北一带的匪巢，就此被连根拔起。
从更大的范围看，李家寨攻坚战只是黔北剿匪战役中的一环。第一三九团进驻黔北几个月间，先后组织官店合围、川黔边合围、仁怀北部合围等一系列战斗，大股匪徒不是被消灭，就是被打散后流窜他方，个别漏网之鱼也只能躲进人烟罕至的深山老林。
据统计，一三九团在黔北地区共作战二万四千九百九十余次，歼俘大小匪首五百余人，匪众二万零三百余人，其中俘虏三千三百余人，击毙四千六百余人，接受来降七千二百余人，通过工作争取五千二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一门、六〇炮三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十一挺、各种步枪六千六百余支，以及数量可观的物资。
在军事打击之外，这个团在当地还发展农协会员十三万一千二百余人，其中妇女二万一千三百余人，少数民族二百五十一人，并组织民兵二千四百多人。到1950年后期，黔北中心地区的大股股匪已经基本被清除，李家寨这样的老匪巢被一个个拔掉，山里山外的秩序逐步恢复，曾经被匪患笼罩的村寨，才真正迎来了安稳的日子。
